经济学和经济史分别从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动态不一致性是经济政策有效性的致命问题。所谓动态不一致性，指的是决策者行为与自身承诺的背离，最终导致各方均陷入行为的机会主义状态和较差的均衡水平。有关理论的现代版本在经济学关于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中多有论及，代表人物如Kydland 和Prescott、Goodhart等。近日读史，则痛感动态不一致性的危害尤烈。以两汉为例，据荀悦《前汉纪》载，汉初的政策目标是“休养生息”，手段是“轻徭薄赋”。文帝刘恒规定土地税率为十五税一，实际减半征收为三十税一，远低于孟子所说“十税其一”的所谓“仁政”标准，文景期间还出现过“百税其一”甚至11年免征田赋的政策。但由于存在更卒力役制度，即全国壮丁必须每年为国做义工一个月，导致自耕农出售土地卖身为奴，结果低土地税便宜了豪强地主。武帝刘彻则以盐铁酒等战略物资和奢侈品的国家专卖节制资本，却忘记了汉初“休养生息”目标。唐制更人性化，实行四十税一的“租”、一年二十天服役的“庸”和土产上贡的“调”，如钱穆所总结：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中唐为简化财政，实行两税法，即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庸、调并入地租，且规定不收米谷、只收货币，本意是进一步降低农户负担，但结果是土地兼并更为严重，富者阡陌相连、纵横千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后，宋代王安石的募役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至清康熙的“摊丁入亩”，本意都是仁政，但往往因时局变化而改弦更张，效果与目标相去甚远。
动态不一致性问题是政策制定、工具运用和市场反馈整个链条中最关键的线索。一方面，经济史证明在决策者和最终经济主体（公众和多数企业）间总是存在一个非常聪明且极具博弈能力的夹心层，“政策性中饱”（姑且如此定义）是比贪污腐化破坏力更强的一种力量，其效果是使原本的仁政非常讽刺地变为苛政。另一方面，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间的不匹配，甚至政策目标本身的变化都会导致大的经济动荡。
就当前情况，动态一致性的重要性如下：
第一，如果目标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措施是推动金融资源回归实体经济竞争力重塑，相应地必须以资产价格涨幅停滞和投资增长率回落为代价，此种代价即“凤凰涅槃”或“壮士断腕”。问题是，这定会造成按原有模式获利者的成本，故一种极可能出现的情景是，以失业率、中小微型企业生存状况、金融体系稳定性、出口商竞争力等缘由促使政策出现动态不一致性，即还没涅槃先怕死，尚未断腕即已作痛不欲生状，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想法，使一切改革都会呈现动态不一致性。以当前为例，即使放松银根，小微型企业会否因此扩大再生产抑或仅推动更多的金融资源以种种“产品创新”进入资产领域？即使小微企业的确扩大再生产并增加就业，是否仅造成了对落后产能的维持？
第二，中期调整才刚刚开始，如果真的坚持调结构、惠民生，则必须注意要素兼并问题。在金融领域，能够有资格用杠杆的永远不是多数人，这也就意味着旧的不去，新的不会来。如果房地产、基建投资一直保持对金融部门的吸引力，则金融资源将很难真实投向非资产性或轻资产性领域如研发。中国在1996年、美国在2008年，分别经历了资产价格或软或硬的着陆，并由此引致金融部门在短期内“惜贷”，在中期彻底调整资产结构，最终形成新一轮产业升级。因此，政策动态一致性的核心作用在于塑造和稳定预期。当前应预期通过稳健的宏观政策和更为积极的改革措施，以更为节约和集约的要素投入实现结构调整，并承受一定的经济波动。
第三，从短期周期波动看，最坏的时间已过去。理论上，由于市场主体一般具有充分理性，就波动而言，只有未被预期到的冲击才可能造成短期扰动。从2014年前两季度看，一季度实体经济面临的恰是没有被充分预期到的冲击：既包括人民币汇率因基本面和境外主要储备货币发行者政策转变而发生的贬值性波动，也包括不实施强刺激所引致的全面放松流动性的预期落空。因此，一季度的被动调整在经济、金融部门都显得痛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只要金融部门流动性不出问题，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稳定，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实施大力度货币和信贷放松——且不论金融机构是否有意愿持续投放融资，仅从过去五年间翻番的企业部门负债率看，继续追加负债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动态一致性政策的实施关键在于除非经济面已发现了新的产业增长点，形成了新增融资有效需求，否则，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仍是去杠杆、降风险，所谓“定力”之本意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