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曾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挑战》（Another Challenge to China’s Growth）,讨论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增长。时隔五年，中国经济稍显疲态，体制改革推进仍然艰难，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开始表现出了这一经济症状。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经济体要突破人均收入12000美元的大关，必不可少的一项条件是具备完善的生产机制。这种生产机制又与完善的体制息息相关。过去几年，中国在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主要是因为当国家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国家体制质量还未制约经济高速发展。
综合考虑国家体制质量和国家人均收入两项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富裕国家的体制一般比较健全；国家体制还不健全的新兴国家，通常缺乏良好的生产体制，法规不够健全，腐败现象严重，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增长速度可能相当快，但是国家人均收入很难突破12000美元。
一项数据显示，在1960年至2010年间，全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两极化现象严重，既出现了中国、韩国、博茨瓦纳等国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的“增长奇迹”，也出现了伊拉克、尼日尔、委内瑞拉等国年均负增长的“增长灾难”。
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生产力（科技进步）和投资（实物资本、教育投资）。高投资率国家的增长会超过低投资率国家。其次，长期增长的另外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是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人口受教育水平对增长也有积极影响。
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解释了造成各国人均产出差异的四成原因，剩下六成原因归因于生产力无法解释的差异。国家生产力水平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第一是生产流程中的投入，包括时间、资本（实物资本、人力、知识的投资）；第二是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受资本、知识、技术方面的投资驱动。我们发现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国家更能够进行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并且从国外引进新技术。
那么，驱动投资的因素是什么呢？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腐败、良好的国家治理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简而言之，良好的机制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回顾历史上各国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总结出生产力增长的四种不同模式。
第一种是创新主导，创新的激励措施（比如尊重知识产权）可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增长。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都是通过创新实现生产力增长。
第二种增长模式是基础条件导向。这为国家提供了“迎头赶上”的潜力，比如当今的中国和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
第三种增长模式是投资导向。生产力提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增加资本存量，这就需要高投资率。增长奇迹常常发生在投资率占国民生产总值25%以上的国家中。除了实物投资，人力、生产效率、技术方面的投资也非常重要。驱动投资的因素主要是良好的机制和稳定的政局。比如，在拥有高增长率的韩国，投资率一度达到35%；而拥有稳定政局的美国和德国，投资率为18%。
第四种增长模式是机制导向。要想确保宏观经济政策稳健和政局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起一套良好的国家机制，机制内部能够产生追求稳定的激励措施，比如独立的中央银行、清晰的政府责任、稳定的政治局势、高效的政府效率、高质量的反腐败监管及治理水平、言论自由及依法治国的实施……没有良好的机制，国家不可能富裕。
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是一个新现象。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发展中国家的五年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率由1%升至5%左右，但是这种增长还能继续吗？以史为镜不难看出，新兴国家高增长和高潜力的实现，离不开良好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即言论自由的保障、政府责任的明晰、政府效率的提高、监管质量的改善、依法治国和反腐败治理的推进。
对于中国来说，未来七至十年将遭遇发展瓶颈。除非中国能够针对“相对不完善”的体制成功推行深化改革，否则，中国的人均收入或难以突破12000美元的瓶颈。
伊利安·米霍夫（Ilian Mihov）是英士商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挑战》原文：http://hbr.org/2009/03/another-challenge-to-chinas-growth/a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