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应量问题是一个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问题。其背后有非常深厚而复杂的基础理论。它的深厚性，体现在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有关货币问题的起源及作用讨论。它的复杂性，体现在如“什么是货币”这一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论。它的基础性，在于它涉及整个货币金融理论的最根本问题即货币的定义与计量。因此，讨论货币供应量问题必须结合货币问题的最基础理论来进行。
货币供应量理论的三个阶段
货币供应量理论是在货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关系到我们如何定义货币、如何看待货币的作用、如何对货币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个探索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货币面纱论”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学家简单地把货币视为一种便利交换的工具，货币完全起着交易媒介的作用，对实体经济不起实质性作用，完全是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外生变量。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就业，不影响产出。个别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供求关系，即决定于经济的实物方面，而一般物价水平和货币的购买力决定于货币的数量及货币流通速度，即决定于经济的货币方面。货币与经济并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货币面纱论”的最典型代表是传统货币数量说。它的代表人物是费雪，他提出了经典的交易方程式，即MV=PT。其中，M是货币，V是货币流通速度，P是商品价格，T是商品交易量。根据这一学说的研究，货币流通速度（V）和商品交易量（T）不受货币量（M）变动的影响，所以货币数量的增减只会引起各种交易商品价格（P）同比例的涨跌，即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升降，而不会改变商品间的相对价格，因而也不会对生产和就业产生任何影响。
对“货币面纱论”首先提出质疑的是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他认为，货币并非一层“面纱”，而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或相背离而实现的。货币利率是指现行的市场借贷利率，而所谓的自然利率实际上是指投资的预期利率。魏克赛尔指出，当货币数量增加，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企业家由于有利可图，就会扩大投资，增加产出。随着收入增加、支出增加和物价上涨，就出现了累积性的经济扩张过程。相反，当货币数量减少，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就会出现生产萎缩、收入减少和物价下跌等累积性的经济紧缩过程。只有当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时，投资、生产、收入和物价才不再变动，于是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因此，魏克赛尔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货币政策，使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从而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在这里，魏克赛尔第一次向我们提出了对货币进行管理以调控经济运行的问题。
把魏克赛尔理论发扬光大，真正使人类对货币的认识发生革命性变化，并使货币管理及货币政策成为现代经济调控手段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的三本主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1936）都在围绕货币问题论述货币与经济的关系，论述如何通过调节货币以有利于经济。在《货币论》中，凯恩斯把货币分析渗透到其理论体系的各个环节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货币分析方法和货币经济理论体系，提出了管理货币的概念，主张调节货币、稳定物价，以保持经济均衡。而在《通论》中，凯恩斯更加强调通过增加货币、降低利率，以扩大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以凯恩斯《通论》为标志，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已经进入了“货币相当重要”的第二阶段。凯恩斯革命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可称之为货币的革命。货币已经不仅是量的问题，而且是质的问题。货币已不再是简单的便利工具，而是改变实体经济实际运行过程的化学元素。
就在凯恩斯《通论》发表的同时，西方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这场大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转变时代的到来。面对当时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问题已不在于如何稳定物价，而在于如何减少失业和使经济复苏。在凯恩斯看来，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种特例，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系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和。由于人们的消费通常小于1，因此造成了社会收入与社会消费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必须通过增加投资来弥补。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凯恩斯认为，随着投资的增加，人们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将递减。当它下降到与利率相等时，投资也就停止了。为使投资能继续增加，就必须降低利率。而利率决定于货币的供求关系。随着货币量的增加，利率就会下降，从而刺激投资，并通过投资乘数作用而成倍地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经济也就走向繁荣。在凯恩斯看来，失业和萧条的根源在于货币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人们预期的悲观性，而克服危机的有效措施莫过于国家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现代货币是国家信用货币，凯恩斯把它叫做管理货币。因此，凯恩斯提出了全面管理通货的政策主张，就是借助国家机器大力投放货币。
凯恩斯的政策主张确实发挥了作用。西方经济从危机中走了出来，步入了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但也正是由于对凯恩斯主义的过度盲从和刺激政策的过度使用，最终由于货币刺激作用的减弱，西方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怪状态——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的状态，即滞胀。面对这种情况，以反凯恩斯主义为旗帜的新学派站到了理论的前沿，这个学派就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继承和发扬传统货币数量论合理内核的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了凯恩斯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如货币问题的重要性、货币的可管理性等，再一次把货币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认识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之为“货币最重要阶段”。与凯恩斯学派一样，新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对经济的重要意义。但与凯恩斯不同的是，它只强调货币在短期内会对经济产生真实作用，在长期内则与传统货币数量论一样，认为货币只反映到绝对价格水平。长短期的差异源于“货币幻觉”的存在。如果货币幻觉消失了，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会完全反映到物价即通货膨胀上。弗里德曼正是运用这套理论解释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滞胀”现象，并取代凯恩斯主义，开创了风行世界的货币主义新时代。
货币主义再次复活了传统货币数量论，它用产出GDP（用Q代表）取代商品交易量T，把货币数量论的公式改写为MV=PQ。根据货币主义理论，货币只单向影响GDP，货币与经济之间有一个明了稳定的数量关系，即：由于基本稳定，即变化趋零，所以，管理货币是实现对和有效管理的关键。货币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经济，而无需通过利率来传导，所以，重要的是控制货币供应量。
如何定义货币
在知道了货币的重要、基本掌控了货币与经济的联系方式以后，人类就进入了对货币进行积极有效管理的阶段。为此，在围绕货币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认识深化的同时，如何定义货币就变得既重要又现实。马克思把货币定义为一般等价物，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马克思的这个定义是对货币最本质的概括。马克思认为货币有五个方面的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中介、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在所有研究货币问题的经济学家中，马克思给货币下的这个定义和对货币职能的概括是最全面、最深刻的。而其他经济学家对货币问题的定义和认识只是概括了货币的某个方面。
大体来说，对货币的定义可以区分为本质性定义和功能性定义。本质性定义追问货币是什么？功能性定义关心什么是货币。这种争论的最典型代表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通货派”和“银行派”之争。前者认为，只有金属铸币及其代表——银行券才是货币，而银行券之外的各种信用形态货币不应计入货币范畴。后者则强调不仅金属铸币和银行券是货币，而且活期存款等信用形态同样发挥着交易媒介的作用，也应算作货币。这种争论的现代版是英国的《拉德克利夫报告》。报告涉及货币理论和政策的许多方面，对后来西方货币政策都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报告提出了从一个新颖但至今仍有许多争议的角度去看待货币，认为传统的货币概念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存在大量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情况下，对经济真正有影响的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报告认为，正是总的流动性状况同人们的支出决定有关，而支出又同人们认为他们能掌握的货币量联系在一起。这一货币量取决于人们的资产数量及构成、他们的借款能力、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以及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向人们提供资金的方法和数量。显然，报告是从流动性的角度来定义货币，而流动性是指人们预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得到的货币量。由于流动性的来源还包括大量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所以货币当局不仅要控制货币供应，而且要控制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拉德克利夫报告》对现代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以“货币性”或“流动性”来定义货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货币性就是指一种金融资产能作为交换媒介的性质，而流动性主要是指将一种资产迅速转变成为交换媒介的难易程度。既然货币就是流动性，我们就可以根据流动性的强弱把货币分为不同的层次，如M0、M1、M2、M3，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这个层次结构中，流动性越强的资产，对经济的影响越直接、越迅速。一般来说，M0对经济的影响比M1的影响更直接、更迅速，而M1的影响又超过M2的影响，因为M1体现了现实的购买力，它的变化将直接引起市场供求和物价的变化，而M2和M3只有当它们转变成M1后，才会产生这种影响。根据流动性来定义货币，就解决了货币既是交易媒介、又是贮藏手段，既是流通工具、又是财富象征的问题。当然，关于货币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也很难作出终结性的结论。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货币问题的复杂性。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从功能性实用主义出发，把什么是货币的问题简化为什么在起货币作用、如何确定货币的构成及其供应量层次的划分问题。
我国货币供应量理论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货币金融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否定到逐渐认识到货币金融的作用、再到主动利用货币金融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演变。关于货币及货币供应量问题的认识也在借鉴吸收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这一过程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唯现金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被否定，商品统购统销，物资统调统配，资金统收统支。与此相对应，形成了生产资料分配和消费市场的严格分割，存款为生产资料调拨服务、现金为消费品流通服务，即现金结算领域和非现金流通领域。非现金结算中的存款被认为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是计算工具，货币流通仅仅是现金的流通。货币流通局限于现钞，反映了在生产资料完全由计划调拨的条件下我国货币流通的客观状况。从银行来说，一切信用集中于唯一的国家银行，禁止商业信用和直接金融活动；信贷收支严格按指令计划办理，对现金活动实行严格的管理，只能按限定的范围和数量使用。这种货币范围的划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在上世纪60年代，虽然理论界提出了广义货币流通的概念，但因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改变，仍按现金量计算货币量。
扩大到银行存款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开放，现金使用范围扩大，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资料市场逐步形成一体，现金与转账存款的使用范围大量交叉。把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资料市场截然分开的鸿沟已经消失，现金服务于消费资料、存款服务于生产资料的严格对应关系已经被打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人们开始注意到，存款特别是转账存款在发挥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方面与现金基本相同，它们与现金相互转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货币流通整体。对其他金融资产形式也开始有所认识。在这种条件下，仅把现金看做货币显然不够，再孤立地研究现金流通已不能反映整个货币流通状况和经济变化趋势，甚至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有必要把货币流通的范围从现金扩大到包括现金、存款在内的整个货币量。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国引入了货币供应量的概念，开始把存款视同货币，将其与现金放在一起纳入货币供应量的范围，并借鉴吸收欧美国家货币供应量分层的办法，在我国引入了货币供应量的层次划分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新的货币政策管理模式。我国的货币供应是按流动性的强弱分别划分为M0，M1和M2三个层次，其中M0指现金通货。M1指M0加单位活期存款，M2指M1加准货币（单位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
引入社会融资规模阶段。自从货币供应量指标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环境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化之中，货币供应量受到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很大。调控的预期目标与实际执行结果经常存在较大差异，货币供应量的统计结果受到金融创新的冲击经常出现非常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和信息失真。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金融市场的急剧变化和金融创新步伐的不断加快，仅仅观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很难对客观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对此，我国又创造性地推出了从金融的另一个角度——信用的角度观测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从资产方进行统计，包括本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融资、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和其他项。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较好地适应了我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趋势，较好地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程度，对进一步加强金融调控、实施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与货币供应量互为印证，丰富了我们对货币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使我们对金融市场的结构认识更深刻，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把握更直接，对央行的货币信用管理更具有实践性意义。
（ 徐诺金、梁斌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