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银行的估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今年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以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的估算，如果纠正世行在物价计算的偏误，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2年就已超过美国。
美国在天下第一的位子坐了多久？118年——自1894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霸主地位从未动摇过。一个有趣的巧合是，美国从建国（1776年）到成为全球老大也刚好是118年。
刚建国的美国如何在一个世纪左右就超过已称雄两个世纪的英国，一个最流行的答案就是制度：“三权分立”，自由经济。但世上政治上民主、经济上自由的国家也不少，却未能实现超越，反而是苏联，政经制度与美国大相径庭，却在二战前超过英国。由此可见，制度并非最具说明力的理由，至少不是唯一理由。
经济总量第一也不见得就是全球老大，美国在建国后第一个118年GDP已超过英国，但真正取待英国、确立其霸主地位却是二战结束，所以，多年来学界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分界，一边是英国衰落，一边是美国崛起。
这两次战争起因皆是各主要工业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争夺国际贸易的海外市场。186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的40%，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亚非拉许多国家都成为其工业原料的采集地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全球采购、全球销售使英国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其产能占了全球的半壁江山左右。相比之下，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不满在海外殖民地不多，海上贸易全部为英国封锁，无法得到便宜的原材料，更无法得到黄金白银等硬通货。而此前发生在远东的两次鸦片战争也是英法为改变中西贸易逆差而开战。
战争是贸易的继续，在学理上，小国实行自由贸易是帕累托最优：尽管生产者剩余减少，政府关税收入下降，但消费者剩余增加：老百姓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但从国家特殊利益集团来看，自由贸易从来都是强国的利剑：一国越强大，其商品越具有国际竞争力，比较优势越明显，越是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相反，贸易保护自古就是弱国的强盾：国力越弱小，行业实力越脆弱，就越不愿意开放市场。
所以，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结果是各国政权的更换，而在于国际贸易秩序的重新建立。一战的“凡尔赛合约”力图把战败国德国推入深渊，这连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也看不下去，他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指出这种“迦太基式的和平”会使德国经济万劫不复，很可能使德国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
美国虽然其经济总量已第一，但仍然当不了带头大哥：美国人提出的“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并没有太多人买账。谈判桌上看得很明白：英国人依然是老大。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金本位依然是国际金融的主导体系，英镑仍是世界第一货币，伦敦仍是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1816年，英国的《金本位制度法案》确认了黄金与英镑挂钩，一镑可自由兑换7.3克纯金。不过，持有黄金不能生息，而英镑可以，由于英国是全球的工业中心，英镑自然龙袍加身，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再加上1886年布尔战争的胜利，英国又垄断了世界最大的黄金产区，黄金供给得到保障，也当然不必担心可能的全球英镑挤兑风险，大英帝国金融霸业方成。
而到1894年，英国好景不在，工业产量已不是老大，很快第二名也被德国抢去。好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国际金融上的全球垄断地位使它依然是全球最有权势的国家。不过，一战已使其元气大伤，1929到1933年的“大萧条”更是使其举步维艰。为出路计，英国在大萧条后期推出“帝国特惠制”——本质上类似中国今天的自贸区——大英帝国内部成员国贸易零关税，外部则实行高关税。帝国内部实行英镑结算，形成一个贸易和金融的独立王国。
美国对此自然不爽。虽然老美成为全球经济老大已近半世纪之久，在国际事务上还得依米字旗马首是瞻。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国际金融体系不是自己定的。好在不久机会来了。二战全面爆发后，丘吉尔屈尊写信给罗斯福求助，美国只用了两步就让“帝国特惠制”寿终正寝：第一，要求英国认同《租借法案》，从而把英国所有殖民地的原材料都夺过来。第二，战后贷款重建，借钱可以，但直接取消“帝国特惠制”，开放所有英镑区市场。
美国人不仅善于破坏老世界，还更善于建设新世界。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来的新体系做了两件事。第一，确立美元的新霸主地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做得比金本位更绝：金本位下，天下的老百姓可以用本国货币换黄金，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老百姓的钱只能换美元。从此，美元正式一步登天，更名为“美金”。
第二，建立三驾马车：国际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当时还叫GATT-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是为了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世界银行则为了帮助欧洲日本战后重建；国际基金组织则是从货币金融方面帮助布雷顿森林体系能自动平衡。当然这都是面上的说法，里子的事实是美国享有IMF和世行27%的投票权，而有意思的是，这两大衙门要通过各项决策需要有80%的赞成票。挑明了，就是老美有一票否决权。从此，美金正式登堂入室，全面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纽约也取代伦敦成为全球第一金融中心。
这次谈判，英国还是派出老将凯恩斯。这位20世纪全球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无法改变英国大势已去，在工业产值全球第一长达半世纪之后，美国终于真正座稳了第一把交椅。
今天，中国似乎已是全球一号经济大国，但事实上，中国要真正取代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现在GDP超过美国是以购买力来衡量的，如果是以美元现值计算的话，中国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一半，哪怕中国每年以7%的速度增长，而美国停滞不前，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还要再等十年左右。第二，即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但美国有许多国外投资，所以中国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美国，还要再等三五年。
今天的中国表面上看如同1860年的大英帝国，在亚非拉购买原材料，在中国生产，然后再销售到欧美，是21世纪的“世界工厂”，但骨子里却有本质的不同：当时的英国是全球科技的中心，但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装配的中心，山寨的王国，虽然国际贸易总量全球第一，占了10%左右，但产品附加值极低，极其不利于企业产品更新换代，产业逐步升级。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具有国际金融“定价权”，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外汇储备，随着美国的不断量化宽松，逐渐缩水。而要改变这种国际金融格局，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时间表更加漫长。人民币现在最多只是区域货币，与美元的国际地位比较，大致就是19世纪末美元与英镑的关系。
今日之世界，想通过重新大规模洗牌的方法使人民币取代美元国际地位不太现实，当然，也不是说美元的地位就能永存，美国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得到“铸币税”。回顾历史，号称“19世纪的欧元”的法郎是比英镑更早的国际货币，随着英国工业实体经济的不断强大，没有激烈的国际洗牌，英镑照样取而代之。归根到底，一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强大才是硬道理。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固然重要，离不开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
美国从建国到经济总量全球老大，“打江山”花了118年，“坐江山”亦是118年：到2012年，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不过，经济总量第一不等于在全球事物的话语权中就是“带头大哥”——美国可以凭借其精心筑造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继续保持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大可不必急于在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与美国争一时之长短，更重要的是要练好内功，切实提升企业生产率，追求技术进步，不断实现产业升级。
笔者最欣赏的全球顶级经济学家之一、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在其畅销书《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强调：生产率也许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美国20世纪企业的变迁历程无疑是克鲁格曼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解。
1894年，美国经济超过英德，成为全球第一。此前它的技术革新固然可圈可点，不过，最伟大的经济变革莫过于怀特黑德（Alfred Whitehead）在其巨著《科学和现代世界》所指出的“19世纪最大的发明是发现了如何进行发明的方法”。
的确，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完成使美国经济突飞猛进、企业的绩效明显提高、生产率大幅提升。正如另一经济学大师索洛（Robert Solow）研究发现的：美国二战前经济总量的提升只有15%来自于资本和劳力的增加，另外的85%是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换言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只占了美国经济总增长的两成不到，大头均归功于集约式的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观察到，90年代初，东亚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粗放式而没有集约式，企业并没有实现太多的技术进步，企业生产率提升不明显。所以他在1994年的《外交事务》期刊撰文预测，长此下去，东亚的高速经济必不可持续，很有可能会发生经济危机。果不其然，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让克翁声名大藻。
不过，克鲁格曼还是没预测对中国。如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昔日的他也一直怀疑中国的经济改革、质疑中国的统计数据。改革之初，中国宏观数据的可信度的确不高，但最近，笔者用微观海量海关数据和企业数据计算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发现21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年均生产率毛增长率为3%左右；如以企业附加值计算，则企业生产率增长率为7%左右，这样，中国数年来宏观经济总量年增速8%就有了一定微观基础。的确，没有企业绩效的大幅提升，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就会是水中花、镜中月：为了戴更大的乌纱帽，难保没有地方官员把大楼炸了再造一栋来提升GDP？
那么，该怎样提升生产率？
美国实现技术的进步，促成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经验应引起中国重视。
二战快结束时，美国人万尼瓦尔．布什给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永无止境的领域》。报告的核心是：基础研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斯福从善如流，建立了独立的联邦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各行各业的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自此，美国战后技术的进步一日千里。
反观今日之中国，基础研究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各个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专家几乎在座“冷板凳”，如同歌曲《电影人的情书》中所唱的“你苦苦地追求永恒、傻傻地追求完美”，但得到的却是“孤芳自赏的无奈”。如今中国虽不至于出现八十年代初的“做原子弹不如卖鸡蛋”的情形，但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反哺。
以经济学科为例，如同克鲁格曼所讲的，经济学者可分为三类：与希腊字母打交道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与经济波动“上升”“下降”打交道的箭头经济学者、和以写科普书为业的普世经济学者。
这三类经济学者都是社会所需，但目前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凤毛麟角，不为世人所知，但若无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扎实的经验实证为支持，箭头经济学者和普世经济学者的大多数论断的准确性可能只能停留在一两个案例之上。
据《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20世纪，美国的研发经费用在全球保持第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其他四个最大的OECD国家（英、法、德、日）的总和才等于美国的投入。很难想象，以中国目前研发的投入，中国经济实力何时才能追上美国。
更重要的是：美国整个20世纪的研发中，用于改进工艺的投入是研制新产品投入的两倍，二战之前这个比例更高。很多先进的技术如内燃机技术、合成氨工艺、以及几乎整个医药产品都是从德国引进的。比如著名的辉瑞（Pfizer）公司就是起源于德国。
而在中国，“自主创新”最为时髦。但实际上，中国应继续着力于制造工艺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改善提升，而不是一味追求全球技术最前沿的新产品——相对于美国，中国在新产品技术创新上并无比较优势。美国丰富的人力资本禀赋、雄厚的研究技术力量都不是中国能一蹴而就的。
目前的整体科研水平，中国无力同美国在新产品研发（product R&D）上做全面的竞争。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汉芯一号”，最后竟发现是个学术造假的笑话。“赶超”战略听起来固然激动人心，但中国改革之前30年的历史表明，“赶超”战略最终都会欲速而不达。
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宜重点提升质量的工序式研发（processed R&D），努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当单位产品附加值提升到一定程度时，量变引起质变，市场的需求、全球的竞争、人才储备的改善自然水到渠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借用克鲁格曼的“蛙跳”理论：青蛙跳起之前，都会先蹲下去，蓄势以待发。
既然研发重要，那靠谁来实现研发，企业还是政府？
仍以美国为镜鉴。美国经济以自由放任著称，当然是国家袖手旁观，只做经济的“守门员”，新产品的研发靠企业实现。持此观点实为大错！
纵观整个20世纪，美国的研发都离不开政府。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谁唱主角谁敲边鼓。在20世纪前四十年，美国是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20世纪之初，通用电气和美国铝业等公司就开始进行大量的工序式研发。整个30年代，美国企业和政府的研发投入是六四开，企业出六成，另外四成由政府和大学出。而其中又主要是公立大学投资，这仍然源自美国政府。二战后，美国研发出资比重就倒过来：政府出六、企业出四。
二战前，美国基础研究主要是靠政府所资助的大学和工业研究机构来完成，大部分新产品研发也是由政府资助完成的，而企业则多从事工序式研发。理由很简单，新产品研发和其他基础研究失败率太高，对企业盈利的直接帮助可能也不大，重要的是，还存在“免费搭车”的问题。企业本身对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积极性自然不高。所以，政府资助的非盈利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但战后，一些大型企业富可敌国，实力已够大够强，能够成为新技术发明创造的火车头了，这一点在半导体、计算机、微电子等当时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尤为明显。
再过一个世纪回首今日，也许会发现中国的研发大致还处在美国二战前的阶段：许多新技术都还在引进，如当初美国从德国引进一样。90年代，当广东科龙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商时，中国尚无法百分百的自主制造电冰箱所有部件。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让企业负责整个国家的研发，似乎还不成熟。中国政府不妨学习美国当年，更多资助大学从事基础科研。待当经济中有更多的联想、海尔、华为、中兴时，研发投入则可变成企业唱主角，政府敲边鼓。
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在北大演讲时强调：市场和政府是两只手，缺一不可，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这与林毅夫老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出一辙。中国想真正国力赶上美国，关键在于企业生产率能否不断提升。而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借用邓公的名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