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央行都参与到了一场足以名留当代历史的政策实验之中：超宽松货币。随着实验的不断推进，政策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矫枉过正和深层次经济混乱——的风险都在逐渐增加。
为了应对始于2007年的危机，政策利率被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并维持至今，此外还采取措施大幅削减长期利率。在全球层面上看，这样的事情还是头一次出现，即使是大萧条时期也不曾有过。与此同时，尽管方式不同，所依据的原理也不一样，但许多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扩张到了创记录的水平——这也进一步强调了当前货币宽松政策的实验性质。
这类政策隐含的风险需要经过谨慎的审查，尤其是当前这场实验似乎是在以往那条老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而正是这条路径引发了过去那场危机。
自1987年股灾爆发并随之采取急剧货币政策宽松之后，货币政策就被大胆用于应对所有的经济低迷（甚至是预测中的低迷也不例外）——例如1991，1998和2001年，2007年往后更是被过度使用。此外，后来的周期性紧缩幅度一直都没能大于之前的宽松政策幅度。因此政策利率（名义上和实质上）下降到今天的低水平就毫不奇怪了。
当然，有人会说是这些政策产生了“长期稳定（GreatModeration）”——也就是周期性波动的减少——这是先进市场经济体在2007年之前几年的特征。当然也有人会说每一个货币宽松周期都会在信贷推动的“膨胀与爆破”之间达到高点，之后必会迎来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时期。由于杠杆和投机不断累积增加，这整个过程必然以货币政策失去其效力作为终结，而经济会因为过去几年积累起来的失衡重压（逆风）而受损。
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Wicksell）很久以前就提出了类似问题。他提出低于自然利率（在实体经济中）的货币利率（在银行系统中）会导致通胀。后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注意到影响实体经济的不平衡状况（即所谓“错误投资malinvestments”）也同等重要。
随后海曼·闵斯基（HymanMinsky）得出结论，在基于指令的货币经济中的信贷生成将不可避免地催生经济危机。最终，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学家们也可以说明过度杠杆是如何能给经济实体和金融带来持续伤害的。
看一看2007年之前的世界，很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理论担忧是合理的。当全球化抑制通货膨胀的时候，世界经济的实体一面正表现出很多不同寻常的趋势。英语为母语的经济体中家庭储蓄率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点。在欧洲大陆，流向外围国家的贷款催生了这些国家前所未有的房地产繁荣。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上升到了占GDP40%的惊人水平。
此外，类似不同寻常的趋势显示了经济中的金融特征。新的“影子银行”系统随之而生，身上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即便金融杠杆和资产价格已经上升到了极端的高水平，放贷标准却是一路下降。
自2007年以来各国央行追求的货币政策在本质上已经“极为类似”。它们被引导去增加总需求却不去关心意料之外的长期后果。
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妨碍必要的去杠杆过程，威胁了央行们的“独立”，将资产价格（尤其是债券）抬高到无法持续的高水平，让政府不愿做出所需的政策改革。各大央行的银行家们再三表明他们的政策只是为政府做出正确的决定之前“争取时间”。只是还不清楚究竟有没有人听进去了。
政策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政府和央行而言——在分析方面。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使用的主流模型在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在其它方面却令人郁闷地相似。它们都强调短期需求流并假设这个世界结构稳定，好像某些原来不确定的措施就一定能带来未来的产出——从而几乎完全忽略了真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库存积累和金融失衡。
回想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格言“这个世界只不过是被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所统治而已”，也许政策制定者需要新的思想。如果真是如此，当前对全球经济的病后料理措施并不完美。政策建议的最新走向也差不多一样。
对“彻底货币融资”的要求涉及进一步提高政府赤字并且通过永久性增加由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来资助它们。借名义GDP（或者失业率，比如美国）的水平来说服金融市场和潜在支出者相信政策利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保持低水平。所有这些政策都将激发更高的通胀或更危险的经济失衡风险。
悲哀地是，对经济如何运行的根本性主流重新评估根本不会迅速到来——它本该尽快来临的。
威廉·怀特ByWilliamWhite，加拿大央行前副行长及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部门前部长，现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与发展检讨委员会主席。本文所述只代表其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