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兴市场在1990年代初整合进全球经济以来出现了三大引人注目的趋势：核心发达工业国与外围新兴国家在个人储蓄率上的分化（前者大幅上升而后者稳步下降）；两个区域之间的巨额全球不平衡；以及全球各地的利率下调。而当全球不平衡状况吸引了许多观察者的目光之时，只有很少人尝试去解释世界各地储蓄模式的分化。
在1988年，中美两国的家庭储蓄率基本持平，大概在5%左右。但到了2007年，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已经上升到令人吃惊的30%，而美国仅有2.5%。这个模式在过去20年间其他发达工业国与新兴市场的比较中是不具备典型性的。
储蓄行为总是与利率的变化相对应，而后者在过去20年间持续走低到今时今日的破纪录水平。但在这些完全融入世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经济体之间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著——往往相反的——储蓄模式差异呢？
答案或许是发达国家的信贷市场比新兴国家发展得更为完善，尤其是在家庭可借贷数额的程度上。当然，有人会提出亚洲的节约和美国的挥霍仅仅是反映了对信贷的不对称需求：亚洲人骨子里更不愿意去借钱。照这样说来，家庭负债的显著差异--从新兴亚洲国家（东南亚、中国、印度，香港和韩国）的25%到美国以及其他盅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和英国）的超过90%——就只是些偏好上的差异。
而另一个更能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在借贷能力上的制度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各国之间储蓄率的不一致性。理由很简单，所有经济体内部都有贷款者和存款者，而借款成本（或者储蓄回报）的变动会对他们造成不一样的影响。当利率走低时，贷款者就能贷更多的钱，相反存款者可能不得不在利息收入下降时储蓄更多。
在宏观层面，一个贷款限制较少（因此拥有大量有效贷款者）的经济体会在贷款增加时出现储蓄减少的情况。然而一个拥有大量有效存款者的国家，存款率会不降反升。这种储蓄模式的不对称可能因此体现出一个简单的事实：限制贷款的经济体相对于较少限制贷款的经济体来说对贷款成本的下降更加不敏感。
在笔者与尼古拉斯·科尔达西埃（NicolasCoeurdacier）和史黛芬妮·居堡（StéphaneGuibaud）的联合研究中，我们找到了经济数据来支持上述观点。贷款者和储蓄者通过年龄分组。年轻人通常拥有较低的当前工资收入，但在未来收入方面增长较快，并适合透支未来收入以扩大当前消费并在教育方面投资。而准备退休的中年人更可能是经济体中的储蓄者。如果信贷限制的不一致确实是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年轻贷款者和中年储蓄者就将在限制贷款和较少限制贷款经济体的比较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
事实上，中美两国在1992至2009年间不同年龄段的储蓄行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年轻美国人（25岁以下）比年轻中国人的贷款率高出10%，而参加工作后的中国人（35-54岁）在储蓄率方面比同龄的美国人高出17%。
这个观点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中国储蓄的急剧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年中国人储蓄率的上升（而不是年轻人贷款率下降）所导致的。相反，美国储蓄率的减少则主要来自于年轻人更多的贷款（而不是中年美国人储蓄率的下降）。
事实上，在中国1992至2009年家庭总储蓄率（作为GDP的一部分）所增加的20.2%中，中年人群体占了超过60%（余下部分主要由老年人贡献）。在美国，在作为GDP一部分的总储蓄率下降的1.8%中，年轻群体中的储蓄/GDP比率下降了1.25%，而中年储蓄者的数据实际上是上升了大约1.5%。
除了考虑在储蓄率方面的全球差异之外，中国的严格信贷限制可能有助于解释该国较高且不断增加的储蓄率--尤其是巨额国家储蓄主要来自于家庭储蓄的情况下。这将意味着中国大肆宣扬的刺激国内消费计划可能需要呼唤适当的信贷市场改革。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Bernanke）所提到的“全球储蓄过量”概念经常被用来解释世界各地利率下降的状况。而高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信贷限制可能就是为何过量首先会出现在这些地方的原因。
金刻羽（ByKeyuJi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