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率敢言，言辞犀利，富有洞见，这是经济学家许小年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许小年的语言和文章，就像一把锋利尖刀，可以直击你内心深处，一层层把问题刨开，把埋藏于你内心深处的陈腐偏见、荒谬观点直接挑出来。近日，记者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北京校区采访了许小年，请他再次举起经济尖刀，为我们剖析经济之道。以下为访谈全文《改革需要更多共识》的节选，关注收入分配改革。
记者：您认为过去十年重要的经济政策有哪些？怎么评价这些经济政策？
许小年：过去十年出的政策有点多，也许太多了，其中不乏前后矛盾、朝令夕改。回过头来看，很难对这些政策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只能说这些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的干预。
从理论上讲，你可以说它是凯恩斯主义，其实凯恩斯主义从来没有主张政府如此深入、如此广泛地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思想是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来提高市场的效率，但到了中国，就变成政府直接插手经济，政府在市场上追求自己的经济目标和经济利益，变成披上凯恩斯外衣的计划经济。随着政府干预的扩大和深入，形成了过去十年间非常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趋势？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效益逐渐减少，到19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用当前的时髦词汇讲，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在消失，最近领导层也在谈改革红利，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改革红利，而不是人口红利或者劳动力成本。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啊，为什么没起作用呢？制度不行。必须要有好的制度、好的市场环境，才能把潜力释放出来，红利才能兑现。
改革的红利递减，农业是个例子。1970年代农业改革，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就子上来了，农村经济繁荣，很快解决了农副产品的短缺问题，支持了城镇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但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有很大局限，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碰到天花板，上不去了。这时如果继续推动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明晰产权，促进土地的市场化配置，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形成专业化和集约性的农业，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我们在农村的改革停顿下来了，不仅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城镇经济。
农业只是一个例子，改革一旦停下来，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不得不靠政府来推动。结果是什么呢？政府的投资力度越来越大，这时真的走上凯恩斯主义的道路了。
改革红利和政府推动的区别是什么？改革开放前半段的效益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改革打破了计划体制对资源的束缚，在农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土地和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经济利益的吸引下，人力、土地等资源流向高收入、高回报也就是高效率的部门。具体来讲，资源从农村向经济效率更高的城镇配置，到今天，已有两亿多农民在城镇工作。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多地，配置方法改变了，资源使用的效率、经济的总体效率就提高了。
第二个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从国有部门到民营部门，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低效和无效的国有企业倒闭，人力、资本、土地等资源释放出来，流向效率高的民营经济。私有制比公有制效率高，这是人性决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的钱，私有制的效率不用什么理论去证明。
资源重新配置带来效率的提高，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却极为重要的效应，那就是激励机制。包产到户后，农民为自己干活，不是为人民公社或别人干活，劳动积极性、经营的主动性和以前大不一样。在城镇经济中则是出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千方百计地进行创新，降低成本，他们的激励机制和国资、国企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也完全不一样。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改革开放前十几年，经济增长的源泉一是资源的重新配置，从低效到高效部门的转移；二是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劳动生产率、每亩土地或者单位资本的产出都增加了。
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发生逆转，不是更多地通过市场化机制配置资源，而是相反，在政府的干预下，资源从高效率部门流向低效率部门，从民营部门回到国有部门，表现为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强力扩张。民营经济的空间受到挤压，经营环境恶化，企业家信心不足，移民成风。微观层面上的增长动力衰减，政府不得不在宏观层面上用政策推动，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形成了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态势，凯恩斯主义兴起，计划思维回潮。
记者：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很差。
许小年：政府推动永远是低效的，如果国家计委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解散它？解散了计委为什么又要成立发改委？搞市场经济，发改委没有存在的必要。
记者：因为它管得太多了？
许小年：不是管多管少的问题，而是政府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凡是它管的事，效率一定低。管光伏，光伏死掉；管高铁，高铁出问题。哈耶克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就说过，政府管不好经济，因为它一没信息，二没激励。信息在市场上，不在政府的办公室里。政府官员的激励是升官、寻租发财，而不是把企业经营好，企业效率高低和他有什么关系？
记者：取消发改委的可能性大吗？
许小年：没参加十八大，不太清楚。大家对改革的预期很高，可以理解，但改革的难度比以前大多了，比1978年困难多了，所以最近在一次会议上我说：“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说一切照旧，可能太悲观了，但预期确实不高。
记者：因为既得利益比以前更强大了吗？
许小年：既得利益是原因之一。1978年刚开始改革时，没有很明显的既得利益，那是在“文化革命”的晚期，“文革” 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破坏有目共睹，这是党内、党外的一致认识，按照那一套路子再走下去，经济要破产，社会要动荡，不能再那样干下去了，朝野形成了关于改革的共识。关于“文革”，没有什么好说的，执政党的中央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通过。)已有总结，你要想重新肯定“文革”的话，党中央得再出个文件，说前面那个错了。
现在可不一样了，权贵既得利益不想改革，而且改革的社会共识也没有。今天的共识仅仅是对现状的不满意，大家都不满意，要求改变现状，但怎么改，往哪里改就没有共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