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制度性腐败使官员亲戚受益不犯法

吴敬琏称，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其中许多“细部”和子系统仍不能正常运转。吴敬琏认为，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工作复杂；同时，这又会对利益团体形成冲击，并必然引起许多矛盾、阻力、抵抗等，因而不能像改革初期那样，“什么办法好拿来就用”。
吴敬琏认为，顶层设计需要中央统筹协调亲自抓，避免各个部门在做顶层设计时向部门利益倾斜，并形成部门利益格局。
吴敬琏建议，顶层设计可以分为两条线来做。
第一条线是问题导向，探寻各种重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原因，继而明确我们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第二条线是按照子系统分类，汇总问题分析中提出的改革项目，如财税系统、金融系统、政府职能等系统内问题，继而形成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子系统的改革方案，最后由中央的工作机构和中央的领导来汇总、梳理、并形成总体改革方案。
同时，吴敬琏还谈到了制度性腐败的问题：
“我前段时候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次讲演，讲演的时候我有一个评论，有一个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说，他看外国报刊登了很多中国领导人亲属的一些腐败的事情，看了以后发现很少有哪一条能够定这是违法的。举个例子，因为股票是审批制，一看是某人亲戚就放行了，亿万的财富就来了，所以这是个制度问题，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而不是说哪一个官员触犯了哪条法律。制度性腐败……不解决这些制度问题，就变成法律漏洞……叫普遍违法，选择性守法。”
吴敬琏认为，腐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各级政府和官员拥有了过多的支配资源的权力，和干预市场的权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我今天想讲一个题目，就是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启动研讨和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今年六项任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就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当然是一段时期的任务，那么今年落实到具体的任务呢，可能是最后一句话，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要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应该马上启动研讨和制定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件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说它是复杂的，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而且很精巧的，很复杂的体系，而且我们经过30年改革，它的基本框架已经建起来了。但是它的许多细部，许多重要的子系统还不能够正常运转。在这个基础上怎么能够使得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中形成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这个工作很复杂。不能像我们改革初期那样，什么办法好，我就拿来就用，因为它这是一个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怎么互动的，怎么协调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设计。
还像80年代初期当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在国内革命战争时候一样，那时候说中国的办法就是要打草鞋，这可不是草鞋，另外它很艰巨，因为本来市场经济体系它就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综合体系，这些年来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固化起来了。你要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动，会对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大的调整，它必然引起许多矛盾、阻力、抵抗等等。所以怎么能够在当前这样矛盾纠缠在一起，你又不能够四面出击的情况下，怎么来筛选，怎么来安排，这是一个很复杂艰巨的工作。
现在“十二五”提出来顶层设计以后，各个部门，一些地方，甚至很低层次的领导机关都在做顶层设计，这很好，但是如果中央不来抓的话，各个部门的顶层设计往往是对自己的利益有倾斜的，那形成了格局以后，你再去协调，就比较难了，所以需要赶快建立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班子来统筹协调这个工作的安排。当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应该尊重基层的创新，但是必须有一个地方要统筹来进行。
比如上一次，最近中央文件研究室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取标题叫做《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这本书里就讲了上一轮改革，从91年、92年、93年、94年那一轮改革，那一轮改革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总体方案的设计或者行动纲领的设计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50条决定，那个决定的起草工作，虽然时间可能只有六个月，但是先前的准备工作可比我们这次要长。那本书着重介绍了江泽民总书记在91年11月、12月座谈会，那时，领导人和专家平起平坐的详细的讨论这个市场机制是怎么回事等等。现在，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了，如果我们希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把这个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制定出来的话，现在应该说时间很紧。
 
那次是一个25人的起草组，起草组组长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副组长管得多一点是中财办主任曾培炎，除了25人起草组，还有体改委的，除了起草组之外，中财办还派了16个调查组300人进行各个专题的调研。这种专题调研和起草组的研讨，他跟社会上是广泛联系的
曹远征：还有云南省委书记。
吴敬琏：我们是社会上的，但是也参加过他们不少的讨论，对一些问题提法的形成，比如曾部长最后的报告说改革的方针叫做总体渐进，阶段突破，后来党中央讨论最后是总体推进，阶段突破改成了重点突破，改了两个字，这就是经过很多讨论，我参加的是企业调研组，陈清泰先生接受这个意见，而且他也说服了领导人，这是公司制度，需要有一个相当深入的研讨过程和精心的设计过程。
这个研讨和设计工作怎么做呢？我的想法是两条线去做，然后把这两条线的成果综合起来，成为这个总体方案。两条线一条就是问题导向，来探寻各种重大问题它背后的体制性原因，然后根据这种探索，明确我们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这是一条线。
另外一条线是按照体制分类，来汇总在我们问题分析中提出的那些改革项目，它一个问题往往涉及到好几个子系统，比如财税系统的问题，金融系统的问题，市场体系的问题，政府职能的问题，我们再按这个企业制分类，把这些汇总起来，形成财政改革，金融改革，这些子系统的改革方案，最后由一个中央的工作机构和中央的领导一块来汇总、梳理，形成总体改革方案。
我下面就对两个线索分别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比如问题导向的研讨工作，一个例子就是发展方式转型，或者叫增长方式转型。为什么搞了快二十年了，至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根本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说体制性障碍，那么体制性障碍在哪里？就需要去研讨。
实际上从“十一五”制定，对于我们当时改增长方式转型，旧的增长方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转不过来，它的体制性障碍做了很多分析，而且写进了中央文件，不过这些年没有转过来，现在回头来看，就是当时已经找到了的体制性障碍并没有能够消除，所以转型的成效很差。
九五就制定了，十五，十一五，现在是十二五，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么就需要把过去的研究加上近年来的发展，把体制性障碍排出来。那个时候讲的那些体制性障碍，比如说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政府把GDP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目标，在财政体制上收入支出的制度都是跟GDP增长直接挂钩，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没有放开，价格扭曲，鼓励了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一些增长方式。
这些年来呢，强调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没有着力解决这些体制性的障碍，经济转变增长方式本身变成了固守强化旧的增长方式，大家知道这个意思，新兴产业的发展，因为这个体制上的问题，所以亚洲人叫做权威式的发展主义模式，也可以说是叫做政府主导模式，我们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搞了这几年以后，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像光伏产业的赛维，你说是企业的责任吗？现在有些政府赖企业家，其实政府真是有责任的，因为用了政府的力量去鼓励他，结果造成了产能的过剩，这方面的问题太多了。
对于新的技术创新也是这样，政府用了太多的资源去鼓励他们挑选出来的企业，结果使得我们这个技术创新的成本很高，成果不大。有进展，你看我们江苏调查看到那些例子，就是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一套体制，这套体制不解决，恐怕很难，再怎么强调要转型要转型，还是转不过来。所以必须针对这些体制性原因进行改革，因为时间不够了，我本来准备了四个例子，我就不一一讲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怎么缩小收入差别的问题，虽然收入差别，现在公布分配改革的一个规划，网上的反应觉得太空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现在我们这个收入，贫富差距过大，它体制上的原因分析得不透，于是提出来的一些措施就显得很空。还有一个就是遏制腐败，遏制腐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过多的资源支配的权力和市场干预的权力。
我前段时候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次讲演，讲演的时候我有一个评论，有一个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说，他看外国报刊登了很多中国领导人亲属的一些腐败的事情，看了以后发现很少有哪一条能够定这是违法的。举个例子，因为你们股票是审批制，一看是某人亲戚就放行了，亿万的财富就来了，所以这是个制度问题，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而不是说哪一个官员触犯了哪条法律。
制度性腐败，有哪些制度问题呢？不解决这些制度问题，就变成法律漏洞，或者法学家说的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叫普遍违法，选择性守法。中国一讲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确实提得很好，就是因为我们城镇化效率太差，像这样的搞法是支撑不下去的。原因是体制性问题，比如这个土地产权问题，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那各级政府用差价的方法来支撑城镇化，来铺摊子，摊大饼的方式搞城镇化，就一定会这样做的，不会有别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体制上下手。
另外一条线索就是提出了一些改革的题目，我们按照体制分类把它汇总，形成每一方面体制改革的方案。中心我认为还是一个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对当前来说，对已有的分析，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中还可以研讨，再来确定。
现在看起来有几件事情一定要做，第一就是完善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比如说讨论很多的土地产权问题。第二要放开各类资源的价格，第三要反垄断，强化竞争，第四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完善的执法监管。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我就不说了，再说一个，现在还有一些上一轮改革留下来的半拉子工程，一个是电力系统改革，这个电力系统改革，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改革方案，5号文件，这个大体上有几个环节，一个叫网厂分开，竞价上网，输配分开，售电放开，而且成效非常显著，就是网场分开成效非常显著，到了第二步就打住不走了。现在这个市场是很不正常的，唯一的买家就是电网，这不是个竞争性的市场。
还有一个半拉子工程就是电信改革，电信改革在08年以前，那时候是信产部的领导多次说过，我们这个移动市场是很不正常的，就是一家独大。接着来的就是重组，三家运营商，三家运营商以后，根据信产部的承诺，重组完成以后，马上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实行非对称监管，实行携号转网，不管你是用哪一个系统，中移动的，中联通的，中国电信的，电话号可以自由携带转网，所有这些事到现在都没有做。所以我们这个市场，移动是一家独大，宽带是另外两家南北分开垄断，结果拖了我们国家信息化的后腿，服务差，资费高，这么一种状态。其实三家运营商都不好过，都觉得不舒服，所以这种半拉子工程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我们加以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我觉得原来这个方针是对的，现在怎么能够继续来推进。
最后就是分析梳理以后，形成总体的方案。这就需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来做这个事，所以我强烈地呼吁，赶快把工作班子建立起来，把工作开始进行。这样在我们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协调努力下，就能够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坚定信心，获得克服阻力、推进改革的社会支持，把改革推向前进。
我刚才说的那本书，江泽民总书记提了四句话在上面，我觉得那四句话还是很好的，四句话是这样的，头两句是说解放思想，集思广益，这大概讲的就是91年、93年的工作方法，后面两句话叫做温故知新，谋划未来。温故知新，故是91到94之故，来谋划我们现在，谋划未来，当然我们现在的情况跟那时候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总体来说，那次改革应该还是比较成功的，有些经验是值得吸取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