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3月9日做客“中经两会之夜”。他强调，在改革过程中，顶层设计顶多是方向，不能过分依赖，各地差异大，必须因地制宜进行改革。
李稻葵认为，不能过分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在过去十几年，至少这个口号延误了改革，害了改革。"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可以要纲领、一刀切，但改革本身是一个逐步摸索、逐步变迁的过程。改革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顶多是个方向，下面要因地制宜。比如,解决政府跟社会跟企业的关系时，中央制定大方向后，地方政府要各自摸索；而解决土地问题也应因地制宜，总结各地方不同经验，从而解决当前政府与社会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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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成功的改革，在90年代初开始的那场改革，它的成功之处不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下了工夫吗？国有企业上千万人下岗，才迎来了今天比较好的局面，很可惜国有企业的改革从2005年以后，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停顿下来，蔡老师这个记忆犹新。土地问题的本质在于地方财政，地方财政财税改革是1993年进行了一轮，非常成功，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动，怎么改？我讲原因了，改的思路我觉得还是中央定方向，各个地方、各个企业要因地制宜。
我不太同意把责任全推给顶层设计，我曾经写过文章，文章题目稍微温和一点，我说不能过分强调顶层，其实我想讲的是顶层设计在过去十几年，至少这个口号延误了改革，害了改革。不能靠顶层设计，为什么这么讲？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可以要纲领，革命可以由领导人领袖一句话定一个方案，一刀切，就进行变革了。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摸索，逐步变迁的过程。英国这么多年改革就是基层摸索经验，摸石头过河的过程。而法国那样的国家就是搞立法。过去的改革要反思为什么停滞不前，就是过分的强调了顶层设计，我插一句话，顶层设计这个字是怎么出来的？一年多前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吴敬琏老师道出了中间的道理，说本世纪初国家有一个信息化国家咨询委员会，有一位中层院士说不能这么讨论，它就像系统设计一样，我们必须要选，我们是要安卓的系统，还是苹果的，工程技术问题，也许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我们用的系统是β还是用什么？我们改革怎么能有顶层设计呢？
再举一个例子，劳动合同法2008年出来，事实证明不算成功吗？那就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几百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一投票就决定了，这几百个人经过认真调研了，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不同的行业，从清华大学的教育到工厂，用一个劳动合同法实事求是吗？所以我想讲要解决政府跟社会跟企业的关系，必须中央用大方向，各个地方去探索，去摸索。再讲具体一点，国有企业的问题必须去摸索，不同的行业企业去摸索，有些大型企业打破垄断，局部的让民营企业进来。比如说勘探民营企业进来，或者石油民营企业进来，或者钻井架子这个行业打破垄断，中石油不许自己用自己的，必须要用社会化的东西，这是一个小例子，要因地制宜。
再比如说很多国有企业可不可以基金化管理，把这些都变成五个基金，每一个基金既有国有的股，也可以卖国有的股，可以自己持一部分，把国资委转变成若干个大小相等透明化的基金，把这个作为财政的基础，各有各的办法。再比如土地问题也应该因地制宜，湖南、江苏我都去过，我在湖南上的小学，湖南和江苏就不能一刀切，就不能采取一个办法。各个地方因地制宜，然后总结经验，这是我的核心观点。解决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怎么解决？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顶多是个方向，下面要因地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