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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宇鹏: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途径

何宇鹏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我国城镇化的背景及特征,并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和看法,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途径,最后对我国城镇化考评体系提出建议。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的普遍规律和共同现象,但是农民工却是中国城市化中的独特现象。过去三十年,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他们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是这种独特现象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因为农民工流动是以劳动力流动而非以家庭迁移的方式进行,长期的人户分离、家分两地的流动模式,使得农民工数量越来越大,这样大的一个数量使他们在城市里面不能均享城市服务的公共资源。初步测算,现在十个城市人口中有四个人是不能够均享城市公共服务的,这是我们城市化过程当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提出了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目标,具体政策措施上要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城镇化质量。

农民工现象作为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过去为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就业带动、渐进转移,这从农民工增量和城镇化增长率以及城镇就业增长率趋势图来看也是比较吻合的。通过渐进转移的办法,可以避免城镇大规模的失业和贫民窟现象。但是,长期实行这样的制度也带来了问题。从就业方面来看,由于是人户分离,它带来了中国农村三留守现象。根据普查数据初步推算,中国农村现在大概有5700万留守儿童,4700万留守妇女,还有大概2000多万留守老人,加起来大概1.25亿。如果存在着人口自由流动的条件的话,实际上在农村的1.25亿人有可能转到城市里面实现举家迁移。按照这样的情况进行模拟推演,实际上我们的城镇化要比现在高得多。但是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城乡对立的二元公共体制的存在,这一部分人不能转移进入城市。这在经济上直接导致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保持竞争优势也是不利的。同时,它还带来了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实现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改革需要建立一个激励相容的政策系统,通过户籍改革和社会政策改革加快农民流动,提高他们在城市留下来的可能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利用“双轨”走出“双轨”,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设计中也可以沿用这个思路。首先,户籍改革和居住证制度改革双轨,然后逐渐并轨人口居住证管理。同时,在公共服务制度改革上,将城乡两种社会与福利制度的改革逐渐并轨于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中。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一个户籍制度的改革文件,基本思路是以两个稳定为基本条件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看到地方政府在相关方面有实质性动作,这就需要更进一步推进相关措施的出台。根据广东经验,我们希望通过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为突破,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同时,以实施居住证制度为手段,梯度赋权,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在实现途径方面,首先是以“积分落户”政策为突破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这里需要按照“两个稳定”的原则,分类指导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可分成三个阶段:初期实施条件准入和指标控制,主要是根据农民工自身个人职业、参加社保等等一系列的情况进行打分。同时,由于在初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落户,对于大中城市来讲可以设立指标以实行数量控制。中期过渡到条件准入的政策,按照单一积分衡量是否能够落户。最后过渡到单一条件进入。

考虑到“积分落户”能解决的重点人群是1.5亿农民工当中的少数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可以通过实施居住证的手段,梯度赋权,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来推动公共服务的进一步改进。

除此以外,在农民工市民化实现途径方面,需要以加强社会服务管理为重点,建立人口动态管理系统,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在现行体制下,对于城镇化是有一个考评体系的。大概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城镇化率纳入政府考核目标之中。所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除了对经济增长率、就业率等一系列有一些考核外,里面还包括城镇化的指标。我们建议把常住人口服务覆盖率和城镇化率挂钩,综合考量城镇化水平,解决现行城镇化过程中重速度不重质量的问题。最近调研发现,很多城市存在通过扩城的方式将农民纳入城市人口统计中,但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等福利,依然是是新农合、新农保和农村低保。所以,丰富城镇化的考核体系,不再把城镇化率本身当做城镇化发展的唯一指标是十分必要的。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三个维度:一是把就业创造,比如服务业增长和就业比重等纳入城镇化考核的经济效益的指标;二是可以纳入一些城镇化社会融合的指标,包括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入学率、农民工的五险参保率、市民化率入户率、被城镇化部分的农民的非农就业再就业率以及城镇社会保险的覆盖率等;三是可以纳入一些可持续性的指标,例如一个城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公交拥有量等。最终从经济效率、社会融入指标和可持续性指标来综合考量当前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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