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乡产权不对等的现状，对市场配置土地资源造成很大阻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为此提议，确立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消除城乡统筹改革中的系统性风险。
周其仁在上周末的一次讲座中提出，土地是农民主要的资本。中国农民虽然穷，但占用的资源（土地）却不少。如果理顺体制，农民会富起来。要让土地流转起来，就要全面确权，确权到户。
确权之后，农民有了产权，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做合理的判断及交易，如抵押土地以换取资金。这样市场机制就能发挥作用，而不需要事事都由政府主导。他同时指出，一定要尊重市场意愿，不能让农民被上楼。
周其仁指出，城市化起源于13世纪英国逐渐兴起的个人主义所形成的创业和就业自由。现代经济自由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市场机制和制度变量对于城市发展异常重要。
在谈到城市化的必要性时，周其仁表示，中国存在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目前工业化占GDP比重为47%，美国则为20%；然而中国50%的名义城镇化率，仍大大落后于美国近80%的城市化率。两相比较，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美国四倍于中国。即使与其他金砖国家比较，中国1.06的比值也是五国中最低的。
周其仁还称，城市化是消化工业品的工具。城市的人口集聚，一方面有利于深化分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能形成比较集中的需求，更好地消化工业产品。
在谈到中国城市化的机会和挑战时，周其仁指出了一系列不平衡，如劳动力流动与配套改革，包括户籍、教育、社保，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由行政主导的城镇化下，各级政府在辖区内“造城”形成的“两头不经济”。
对此，周其仁表示，在城市化面积的扩张速度远超人口城镇化率增速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土地利用远不集约的工业区和城镇。另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不但没有随着移向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减少，反而也加速扩大。城乡建设用地的双扩张，不但夹击耕地，而且造成两头相当程度的土地资源浪费。
周其仁建议中国发展高密度社会。其他国家高密度城镇的发展，减少了分散的农村，并由此增加耕地和绿地。英国地理条件与江苏接近，但英国城镇人口高度集中，走出城镇则是绿地遍野，一片开阔。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口在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之间的不均衡分布。这中间有行政体制的问题，也有管理高密度社会的理念、知识与人才匮乏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