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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罗奇:中国经济放缓万岁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年增长率为7.7%。虽然这一数字相对8.2%的普遍预测来说不算太糟,但很多人预计中国经济将延续上一季度的回升势头,而世界各地的中国怀疑论者则迅速利用这一数据大做文章,称担心经济停滞,甚至出现可怕的二次衰退。

  若较为缓慢的GDP增长,反映出的是全世界最活跃的经济体已经出现期待已久的结构性改革,那么它对中国而言就是件好事。这个改革的大轮廓众所周知——从出口、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向更多由国内个人消费支撑的经济结构过渡。鲜为人知的是,再平衡后的中国增长率将有所下降。

  再平衡后的中国可能增速放缓的原因很简单:在服务主导的消费者需求增长的推动下,中国的新模式将增添劳动更加密集的增长配方。相关数据似乎佐证了这一点。中国服务业每创造一个单位的GDP,所需的劳动岗位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要多约35%。

  这个数据有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它意味着中国能以7%-8%的年增长率增长,同时还能实现其就业和减少贫困的目标。中国一直很难在增长率低于10%的情况下实现上述目标,因为在旧模式下,每个单位的产出并不能产生足够的工作岗位。随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价值链上端移动,公司日益用最先进的机器来取代工人。因此,其经济模式催生了一种劳动集约、资本密集的增长变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合乎情理。对基于制造业的经济体来说,资本与劳动力的互相替代是现代生产力策略的核心。但这使中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随着每单位产出所提供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中国需要更多产出来吸收其剩余劳动力。最终弊大于利。旧的生产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推动了前所未有的人均收入20倍的增长,但同时也埋下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的隐患。

  从很多方面来说,服务导向型增长能矫正“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并最终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然而服务业提供的不仅是劳动密集的增长路径。相对制造业,它们使用的能源更少,碳排放量低。服务导向的模式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选择,即一种对环境更有益、最终也更可持续的经济结构。

  由此断言服务业主导的低增长率转型已经近在眼前,还为时过早。最新数据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第三产业(服务业)在今年一季度以8.3%的速度扩张,其增速比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一季度7.8%的增长率高出0.5个百分点。但要证明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还需要更多数据来支撑。

  毫不意外,中国怀疑论者也对最新的增长数据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他们最担忧的是影子银行会引发信贷泡沫,中国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多高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在发展到中国目前这个阶段时都陷入了持续的增长放缓。中国也未必能幸免。

  如果中国能展开以服务为主导的消费激励性的再平衡,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但如果中国无法成功实现再平衡,发达国家疲软的外部需求将持续遏制其出口,迫使中国在信贷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上加大赌注——这实际上等于对破坏环境的资源密集型增长加倍下注。但我依旧对中国新的领导班子很快将实施新模式保持乐观。

  金融市场以及缺乏增长的发达国家并不乐见再平衡后的中国经济增长自然放缓。资源行业——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和俄罗斯这些资源型经济体——都已经对中国过去那种不可持续的极高速增长张力形成了依赖。

  中国的消费者主导增长模式对美国来说很可能成为问题。毕竟私人消费增加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盈余终结——再也不能被无限期循环利用,并转化为美国国库券等美元资产。那么谁将为美国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呢?

  中国必须接受其势在必行的再平衡带来的增长放缓,世界各国也需要找到相应对策。

  作者史蒂芬·罗奇任教于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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