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率的争论必须回答实质问题：什么汇率体制有利中国经济开放成长，汇率调整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宏观运行问题
中国1994年汇改已确定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原则上允许汇率自如升贬。然而实践上真让“浮动”两字落地又谈何容易。
开放初期十几年探索，使我们理解汇率高估不可行，并接受了贬值规律的要求。然而在另一方向，看来我们也需要十几年探讨和求索，才能对新环境下升值议题逐渐“脱敏”，并最终认识和接受本币浮动升值的规律要求。
其实，当初汇率贬值也经历争论。除了廉价进口部门天然抵触，学界也有反对意见。有观点比较国内外相对价格，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论证人民币不应贬值：中国一篮子商品平均价格低于纽约，人民币不可能高估，贬值无从谈起。其实，简单用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的市场汇率基准本身不成立，以此推断贬值或升值都有问题。
还有观点从通胀角度立论，认为本币贬值会通过“进口价格传导效应”加剧通胀。当时通胀是决策者棘手的宏观难题，贬值加剧通胀观点影响更大。回头看，早先决策层采用各种策略持续推进贬值汇改，不是学理争论取得的共识性看法，而是迫于推进开放大局，同时受制于贸易逆差压力，以及外汇储备不小于零的硬约束。
新时期升值争论的复杂与激烈程度尤甚。汇率问题不再像早年那样在国际金融与开放宏观领域内狭窄的专家与决策圈讨论，而成为经济学界以至知识界关注的要点，财经媒体甚至大众传媒的热议问题。更有意思的是，升值争论一开始就超出传统经济问题争论的左与右、土与洋、新与老等划分标准，把经济学家群体按照过去从未见过的分界线撕裂成无法辨识的不同阵营。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或可比较平静地观察有关升值问题的不同观点，依据经验证据进行理性评估和探讨。先回顾质疑升值的理由。此类观点很多，择其要者可分四类。
一类观点本身有道理，可惜遗漏掉问题重要的一面，未能提出全面解答。这类观点常见于回击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强调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美国逆差失衡的问题。确实，由于中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差别跨度大，人民币升值不会给美国腾出多少市场空间，更可能会舒缓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压力。然而，上述观点没有回答实质问题：什么汇率体制有利中国经济开放成长，汇率调整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宏观运行问题？遗漏掉这个要点，上述观点或许有助于跟外国人打口水战，却未能以中国利益为本位求解汇率难题。
二是阴谋论、货币战争之类难以证伪的说法。例如，流行观点一般把外国货币贬值看成是对手挑起货币战争，升值意味着输掉货币战争。然而，日前媒体报道，美国投资家罗杰斯评论日本政府货币放水与日元贬值，痛斥安倍政府是在“摧毁（本国）货币”（《环球外汇网》2013年6月14日）。薛暮桥1949年撰文分析当时解放区货币与国统区法币竞争，把1948年前后冀南币、北海币相对法币升值1000倍赞誉为“我们货币政策的巨大成功”（《薛暮桥文集》三卷244页）。虽然案例背景不完全可比，但是可见“谁贬值得手谁就是赢家”的前提设定就有问题。
三是一些本身有偏的观点。1985年日元贬值导致日本经济失去20年的说法，与汇率阴谋论相互激荡影响不小，然而不能解释马克对美元大幅升值然而德国经济至今仍活跃增长。有外国学者不厌其烦地宣称，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经济落入通缩深渊。回顾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三成以上，其他汇率指标升值还更高一些，然而中国经济至今不见通缩影子，倒是更多被通胀和资产泡沫所困扰。有观点还认为，汇率升值无法降出口与增进口，即所谓“弹性模型失效论”。问题在于，如果涨价后销量不减，大手涨价后坐地数钱就好了。这时抵制升值岂不更是难以理喻。
四是逻辑有理然而实际过虑的考量。升值会制衡出口与经济增速，有可能增加就业压力。这或许是升值怀疑论中最值得重视的考量。如果短期宏观形势处于世纪之交特殊的通缩局面，推延升值并暂时借助外需不失为必要的务实选择。不过，新时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是，2003年走出通缩后总体易热难冷，劳动市场连续多年面临民工荒压力，劳动力实际转移规模超过广义奥肯经验模型界定的合理水平。在就业格局实质性转变和普通劳动力供给持续偏紧的形势下，适当加快推进汇改不仅对治理内外失衡是必要之举，也有助于对劳动力市场“量价快增”的过于火爆局面进行适当调节。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