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汪丁丁推行跨学科教育实验，至今已是第九年；“如果能做成，生死以之”。
汪丁丁在学术起居室给学生们上课。图/财新记者 萧辉
按照约定的时间拜访汪丁丁教授，他刚刚结束东北财经大学（下称东财）跨学科中心实验班学生的班会。跨学科中心是汪丁丁在教育领域的一块“试验田”，他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般精心呵护实验班，大到跨学科教育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小到每位学生的思想困惑、生活难题，汪丁丁都亲力亲为。他叫得出每一位学生的名字，以最快的速度回复每个人的邮件。刚召开的班会面对即将进入大四的学生，他们中有些人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一位女生直接向汪丁丁“开炮”称学习任务过重，汪丁丁并不恼怒，平等地和学生们讨论跨学科教育的未来。
汪丁丁1985年出国访学时护照上的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班会在汪丁丁的学术起居室召开，这里原来是校方给他提供的办公室，被他改装成实验班教室。起居室起源于希腊文，意为“广场”，汪丁丁推崇的教育理想模式是“柏拉图散步”，学生们跟随老师，耳濡目染，从无间断，日常生活，洒扫进退，风声雨声天下事，把生活和学习融为有机整体。
学术起居室场景布置出自汪丁丁精心设置，这里的一桌一椅都是他和妻子小李（小李是汪丁丁对妻子的昵称，她是汪丁丁生活和学术最佳助手）亲自购置。与一般的课桌椅摆得方方正正的教室不一样，起居室有四个拼凑起来的桌子，每张桌子周围放几把椅子，上课时老师和学生分组讨论。这种摆设源自于汪丁丁的教育理念，跨学科教育不是以教科书为导向，而是以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为主的问题导向，圆桌讨论是最为合适的讨论问题方式。
起居室正前方贴着一幅书法，上书宋儒理学的名言“理一分殊”四个大字。汪丁丁认为，由天下一理，至万象分殊，通过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达到笛卡尔所言“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起居室后面的墙上则是一副行为社会科学导论课程的“心智地图”，学生们时刻面对这副图，提醒自己每一个具体知识模块在全图中的位置和作用。起居室右侧墙上的题词是“相与之情厚，向上之心强”，这是梁漱溟先生在乡土实验教育中的口号，原文是“一心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汪丁丁把前后句颠倒过来赠送给学生，希望实验班的教育首先是重视生命情感体验的道德情操教育，然后是奋发向上学术探究。起居室后方则是陶行知先生的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汪丁丁对自己和其他教师的勉励。
数学专业出身的汪丁丁，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少年时代即通读马恩全集和《资本论》，在每一页纸上做了满满的读书笔记；他酷爱哲学，让无数人闻之色变的黑格尔《逻辑学》，光是导言他就读了数十遍。从大卫•休谟到康德，从罗素到哈耶克，这些哲人的思想他可以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他自称“与经济学家相比，自己更像哲学家”。汪丁丁的学术兴趣如此广泛，他的知识谱系里融合了数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脑神经学、美学、宗教和神秘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万花筒一样错综复杂”。难能可贵的是，在很多方向上他都深入其中，20多本学术和通俗著作，几乎每年出一本书，其博学和高产让其他学者咋舌。知名学者余世存评价：“汪丁丁几乎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他的学问思想、他的传奇经历、他的人格魅力等等，都是。”万圣书园的经营者刘苏里说，汪丁丁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文艺复兴式的知识人”。采访中，汪丁丁告诉财新记者，他很早就悟到“理一分殊”，一通百通，求知无止境，不对自己设限制，以问题为导向，为求解人生与天下最重要的问题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探索。
汪丁丁自认为“与经济学家相比，自己更像哲学家”。读数学之余，他自学哲学并通过了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图/受访者提供
2008年，汪丁丁把自己的这一套学术思想应用到东财跨学科教育实验中，开办了第一届跨学科行为金融学实验班，今年已是第九年。对于自称“意志薄弱、怕麻烦”的汪丁丁来说，这块试验田能在教育行政化的挤压中支撑到第九年是个“奇迹”，每年都免不了发生若干“鸡飞狗跳”的事情，和庞大的教育行政体系“斗争”一度让汪丁丁觉得很挫败，甚至产生生理上的呕吐，呕吐过后吃不下饭，心里想着“那就不干了”。但在妻子小李和校方的鼓励下，跨学科中心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实验班是东财有名的“学霸班”，这里的毕业生无论是找工作还是继续学术深造都很“抢手”，刚刚毕业的2017届同学，30人中有20多人考取了国内外名校研究生。最让汪丁丁欣慰的是，他们大多通过跨学科教育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培养了批判性的独立思维，学会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我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如果能做成，生死以之。”汪丁丁说。
汪丁丁保存的研究手稿（1975年）图/受访者提供
出生革命家庭，年轻时曾想“干一件大事”
记者：你从小在怎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汪丁丁：我出生在典型的党内知识分子家庭，共产党的干部分为工农型干部和知识分子型干部，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型干部，他们在晋察冀根据地的窑洞里结婚。说到我的家族，不得不说我的外祖母刘静君，她是一名意志坚强的早期共产党革命家，上个世纪20年代在北大求学时她是李大钊的“入室弟子”，在白色恐怖下为李大钊送葬。她参加革命很早，与中共诸多元老有交情，她把自己的子女都培养成革命者，对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有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母亲是新华社的第一批记者，后来调到中宣部工作。母亲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自小看到母亲不断地追求她自己的梦、追求自由，正是母亲的榜样让我理解了“自由”的真实含义。我的父亲是慈父，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是父亲一手带大的，我的童年生活很幸福，这导致我日后对痛苦的感触不深，痛苦的事情很快就忘掉，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的意志力不是很坚强。
汪丁丁年少时通读马恩全集，书上密密麻麻做满笔记。这套书现捐赠给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中心资料室。图/受访者提供
家族中的这种革命基因让我懂得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理智，而是一种情感。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也曾自我吹嘘是一个要干大事的人。1971年我从北大荒“病退”返回北京，正好发生“九•一三”事件，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思想上开始松动，不再轻信任何权威的话，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看马恩全集和世界史，从1971年到1974年的三年我基本就是在家读书，做了很多笔记，堆起来有半个成人高。1975、1976年，我和一些好友策划了地下沙龙，我们觉得要“干一票大的”，1976年，我们这些地下沙龙的“革命分子”想找一个机会去天安门举旗帜喊口号推翻“四人帮”，旗帜都做出来了。但我们没来得及行动。1976年发生了很多事，先是9月份毛主席逝世，然后是叶帅等采取措施推翻“四人帮”，就没我们的事了。
记者：“北大荒”的知青岁月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汪丁丁：老实说，我并不是很喜欢黑龙江的知青岁月。黑龙江太冷了，一点都不温暖。我不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1969年被分到黑龙江嫩江生产基地不久我就“逃跑”了。教我“逃跑”的是一个上海的老知青，属于“老高三”。他给我画了逃跑路线图，据说我逃走后他成了替罪羊，在全师开批斗会被定性为“教唆犯”。在一个零下40多度的冬天，我半夜起床，兜里揣着逃跑路线图和借来的20元钱，从查哈洋水利工地走路到公交车站，搭车到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坐三天三夜车回到北京，艰苦极了，但是我想家。我回到北京把我爸妈都吓了一跳，当时家人四散在各地，父亲认为让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城市里流浪，不如回“北大荒”保险。于是我又回去了。在一个大风雪刚过去的早晨，我背着装满糖果香肠的旅行袋，慢慢从火车站走到团部，在那里参加了三天“学习班”，第三天夜里听见隔壁一个“现行反革命”被装在麻袋里活活摔死了。第四天一早，我从学习班“毕业”了，从团部走回连队。几十公里路，只有皑皑白雪，穿心透肺的寒风和无边无际的失落感。
回到连队后，我被分派到厨房打杂，每天早上从一里地外挑水灌满厨房的两口大水缸，外加十天半月帮忙追杀一头肥猪。这一次我学乖了，干活很卖力，挑水一次能用一根扁担挑四桶水，师傅也说我“尿性”（东北话“能干”的意思）。后来连队的干部发现我写大字报理论水平不错，就把我从连队的厨房调到了团部的工厂，修理拖拉机，再表现好一点就调到师部的钢厂，这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1971年有了新的政策，多子女的老干部家庭，可以以照顾老人名义调回来一名子女，我就趁机调回北京了。我算是回城很早的一批了，比较幸运，我后来的妻子直到1974年才从黑龙江回京，还有人再也没有回来。我曾经在仓库守夜，那年流行出血热，和我同乘一辆火车去“北大荒”的一位女知青得病死了，尸体放在仓库里，我就守了一夜她的尸体，她的手不断从僵硬的躯体里滑落，我负责把她的手臂放回原位。
记者：在学术界，你享有“百科全书式”知识分子美誉，你的启蒙教育是如何完成的？
汪丁丁：小时候我特别调皮，最大的爱好就是逃课去钓鱼台的池塘里抓蝌蚪，或者逛街边的书摊看小人书，考试胡乱填写答案，老师一度认为我应该留级，还是我爸到学校和老师据理力争我才没留级。老师拿我很头疼，二年级的老师说“你这块肉是臭肉”，于是我的外号就叫“臭肉”。到四年级，我碰到一个好老师，她秉承“有教无类”的方法，她看我又淘气又聪明，就想了一个办法刺激我的自尊心。她当着全班同学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念了，还表扬成语用得好，其实那篇文章很一般，就恰好用了一个成语。老师的表扬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震惊的，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表扬过我，被她一刺激，我不知道哪根神经乱了，一下子开窍了，语文竞赛第一，数学竞赛第一，全第一了。所有的锁肯定有一把钥匙能开，正确的教育方法是能打开任意一把锁，这是教育的魅力。
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实验班招生面试考题，汪丁丁出题并担任主考官。图/受访者提供
我家里有很多藏书，变成好学生后，我就自己翻书看。我少年时代有三次启蒙，第一次心灵的启蒙是在“北大荒”时期，和我同住一个集体宿舍的一位哈尔滨知青，是“老高三”，他经常在宿舍里拉小提琴，我就在他如诉如泣的琴声中读他枕边的莎士比亚戏剧集，这在情感上让我开了窍。第二次启蒙是1971年返城后，我暂时没有工作，恰好发生“九一三”事件，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命运，我就闭门苦读所有的马列著作，并在书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还摘抄了很多笔记，那套《马恩全集》现在在东财跨学科中心资料室里保存。小时候我喜欢扎堆和朋友玩，那段时间朋友来我家喊我，我都不应一声，就埋头在书堆里，除了马恩全集，还读了数百本各国历史、世界通史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名著。这三年的集中读书，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历史、哲学功底，我大学最想读历史系和哲学系。第三次启蒙则是在“批林批孔”时期，我分配到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当工人，被分配在“工人理论写作组”，在那段时期看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和高等数学的书。
我动手能力很强，这是受教于我母亲的部下沈昌文，他后来是《读书》杂志的主编。大概我十岁的时候，沈叔叔有一天跟我妈说：“让小丁丁跟我学装半导体收音机吧。”母亲问：“学那个有什么用？”沈叔叔说：“一通百通。”这和“理一分殊”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时候买零件真是贵，我记得买一个三极管，花了六块一毛六。从沈叔叔那里学到基本的组装原理后，我就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从一个三极管，渐渐能组装四个三极管的收音机，最后能组装八个三极管的收音机，在玩半导体收音机的人群中，能组装八个三极管的收音机是很牛的一件事情。从一堆矿石和天线中能捣鼓出声音，对于小孩子来说是怎样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就是从捣鼓晶体管中开发了心智，一通百通，动手能力很强。我后来分配到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就与这从小培养的动手能力有关。我后来设计电路、电板，还发明了“抗跳键积分电路”，厂里从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的老师建议我申请专利，不过那时还没有专利局呢。
记者：你是如何参加高考的？听说你读大学期间是传奇人物？
汪丁丁：恢复高考那年，我正在应用电子技术研究所做车间主任，忙得根本没时间想高考这个事儿，但是厂里认为我最有条件上大学，给我放了假。我的正式教育只有小学六年，我自己借了所有的中学课本，拿回家自学。考完觉得比较有把握。在选大学专业时，我第一志愿选了北大历史系，1971-1974年我在家里看了几百本各国历史的书，对历史很感兴趣，但我爸妈认为知识分子被整的多了，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学人文社科。作为妥协，我第三志愿报了北京师范学院的数学系。当年北大历史系不招24岁以上的考生，我就落到了第三志愿数学系。现在想来读数学系让我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使我不至于在复杂庞大的知识体系里迷失方向，严格的数学训练使我在任何一个学术方向上都能推进到很深的程度。
读大学期间，我对哲学很感兴趣，我首先从读罗素开始，因为罗素是数学家。后来我又读罗素推荐的其他哲学家，大卫•休谟、康德、黑格尔等经典哲学家一路读过来。最有挑战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我想我学数学的怎么会攻不下逻辑学呢，就在图书馆啃两大卷《逻辑学》，每次都从导言看起，导言看了几十遍。这篇导言对我以后的思维很有影响，他让我明白了任何“科学”说到底都是不那么科学，必须随时注意到科学的局限性。
读大学的时候，我已经结婚，和同学交往不是很多，喜欢泡在图书馆或者家里看书。我几乎从不去上课，任课老师基本都不认识我，但我总能通过期末考试。当时师范学院的校长梅向明给我们讲微分方程，我从未在课堂上露面，但期末考试这门课考了第一名。据说在下一届的开学典礼上，梅校长拿我做正面的例子表扬。梅校长说：你们要向汪丁丁学习，一定不要死读书，读死书，我根本没在课堂上见过他，但他考了第一名，肯定不是读死书的学生。这是我在师范学院留下的传奇，后来我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也留下了类似传说。
终于干了“一件大事”：留学美国，偶然成为中韩秘密信使
记者：你是如何对经济学感兴趣的？
汪丁丁：我青少年时代读马恩全集，马恩全集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从希腊神话到微积分手稿都有，也有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真正对经济学感兴趣是在读研究生阶段，那时候我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所的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读研究生，有几位从事经济研究的朋友，正在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项目，这是赵紫阳让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领衔的一个重大项目，专门预测中国到20世纪末在国民经济、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恰好他们组里缺少一位搞数学的，我就被拉进“人口与就业组”，负责就业的预测和建立数学模型。根据建模得出的数据有点夸张，我就跟我们组的召集人姜洪（他当时是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说：干脆你指导我读《资本论》吧，剩下的事情，我自己就可以做好了。这期间我通读了《资本论》，并经常和姜洪切磋，读到第二卷讨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是典型的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动态化问题，我突然就有了数学的冲动，我告诉姜洪这不就是数学的应用吗？读到第三卷，我就陷入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型问题”出不来，就反复读，做笔记，和姜洪讨论，真的算是扎实啃完了三卷本《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就打下了，后来又读了西方经济学流派的书。
记者：硕士毕业后，你留在中科院工作，是怎样的机缘到了美国读博士？
汪丁丁：我自小就自由散漫，性格中有一种随波逐流的宿命倾向。我喜欢闲逛，喜欢看别人忙忙碌碌。从中科院毕业，申请去国外读书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的同学中好些人都申请出国了。毕业时我懒得去办留学的那些麻烦手续，恰好数学与系统所的一位老领导看中我了，把我留在所里工作。
一连串偶然的机缘把我引入夏威夷大学读博士，这与我的妻子小李有关。中科院数学与系统所副所长老韩是朝鲜族，他是人口控制论的权威人物。一次偶然机缘，我和小李去老韩家拜访，老韩听说小李是朝鲜族人，就好奇地问她的父亲是谁。于是就知道了小李的父亲是文正一，那可是朝鲜族革命老前辈，在朝鲜族中享有声望。老韩知道小李的身世后，对我特别热情，他认识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是一位韩国裔社会学家，1985年他就把我推荐到东西方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在东西方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的第一年，我就是闲逛，还给国内来的访问团充当临时翻译。那位韩国裔的副主任对我和小李特别照顾，怕浪费我的才华，就对我说，只要我通过了考试，研究中心可以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读博士。我就这样通过夏威夷大学的经济系博士申请，获得全额奖学金读书。
记者：前面你提到，你在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留下另一个“学霸”传说。
汪丁丁：在夏威夷大学我也很少去听课，但是我非常勤奋，每天有10多个小时泡在东西方研究中心的资料室和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我知道每一层楼每一片书架上摆的是什么书，我的休闲方式就是在图书馆漫步，从地下室的地图资料到一层楼的参考书，再到二楼的数学物理生物，直到顶楼的哲学历史文化，我就像一个国王一样在自己的领地里巡视军队，书架上的书籍就是我的士兵。博览群书，再加上我的数学功底非常好，经济学的那些内容对我不在话下。夏威夷大学经济系有一位哈佛毕业的教授，他对学生要求极高，我在他那两次得到的分数都是89.5分，我不服气，因为我在其他教授那得到的分数都是90分以上。有一次我就跑去问他为什么给我这么低的分数，他告诉我这是他历来给过的最高分数了。
还有一个故事，多年后我到香港教书，有一位同事在夏威夷大学访学然后也到香港来教书。他认识了我之后，问我是不是那位考试特别厉害的人。原来有一次一个印度籍老师给我们讲宏观经济学课程，期末考试他要求我们“80分钟”内做完试卷，他的印度口音很重，我把“80分钟”听成“18分钟”，我就掐着表飞快地写，在18分钟内做完交卷，把老师和同学都看傻了，关键是，那次我还是最高分。
记者：在夏威夷大学读书期间，你还做了一件有开创性的大事，充当了尚未建交的中韩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信使，终于满足少年时代“干一票大的”的心愿。
汪丁丁：这也是一次偶然性事件，我很少与外人提起，只是美国作家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一书在讲1990年尚未建交的中韩秘密外交渠道时有所提及。我偶然参与其中，这与我的家庭背景、小李的家庭背景都有点关系，还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
自1950年代起至1980年代初期中韩两国一直互相敌视，没有任何直接交往。但到1980年代中期，两国民间交往日趋加强，到1980年代末，这一趋势更为强烈，官方层面也波涛暗涌。1990年在夏威夷大学第四年，我已经写完了博士论文，最后一年没有太多事情可做。恰好那一年，韩国总统卢泰愚正在寻求建立中韩两国的秘密沟通渠道，传递想与中国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信息。卢泰愚找到了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副主任，就是前面提到的韩国裔社会学者，我的直接老板。这位东西方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与我的老领导宋健熟悉，当时宋健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很受江泽民主席器重。江泽民主席要求宋健经常送一些报纸、书籍到他的办公室。于是东西方中心的副主任和宋健商量，由卢泰愚写给中国最高领导的亲笔信，通过秘密渠道从首尔转交到北京。我和马洪的儿子就充当了秘密信使，大概有半年时间，我和马洪的儿子经常坐飞机往返于首尔、东京、北京之间，坐飞机像打的一样频繁，把卢泰愚的亲笔信带到北京交给宋健，宋健再转交给江主席。与我同时期，也有别的秘密外交渠道在为中韩关系努力，但最终我们这个途径起了作用。江泽民主席读了卢泰愚的信后，判定建交时机已经成熟，把信转给外交部，1991年中国正式启动了相关的外交运作，1992年，中韩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发挥了一点点作用，现在想想也有点悬，历史总是充满各种机缘巧合。
未来教育：培养汇通中西文明的新人类
记者：你的朋友、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评价你是“住在山上的神仙，过惯闲云野鹤的生活”，你是如何对办实验教育这一复杂的事情感兴趣的？
汪丁丁：1997年我回国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1999年特聘为浙江大学教授，这两所中国名校集中了中国最优质的生源，但是我发现学生们很焦虑、彷徨、痛苦，甚至有极端的自杀现象。我就琢磨这一现象，这肯定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自高校扩张以来，尤其是2003年的市场化大幅度改革，政府有钱了，有能力直接干预教育，这导致教育领域的官僚主义之风蔓延，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过分强调竞争导致学生的心理压力迅速增加，这双重的压力带给我们学生的双重冷漠、绝望，不出问题才怪。
从更为根本的问题来看，教育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我们处在转型期社会，其价值特征是尚未确立任何被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价值。在转型社会里，我们每一位社会成员最感焦虑的是未来生活的极端不确定性。对西方人而言，这一焦虑表达了“上帝死了”，对中国人而言，这一焦虑表达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用一句话概括出来就是，工业化以来，中国人外在的生活方式是西方化的，一日三餐、住楼房等这些生活方式都是西化的，但是我们的情感方式仍然是内在的中国的。每个人由内而外的情感方式，遇到从外向内压迫进来的西方工业化生活方式，肯定发生冲突。这个冲突首先就表现为感情和精神的匮乏，你不能再像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那样生活，家庭生活没有了，代际联系也没有了，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功利性的竞争，你感觉不到社会的温暖，这是中国人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个新时代。
这个转型期社会有两种表现形式，初期形态就是普遍正义的诉求。竞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怎么工资比我涨得高，他怎么提拔得比我快？你觉得不公平，对正义的诉求成为首要的问题。高级形态是情感问题、信仰问题。信仰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的幸福感才不会主要来自物质、社会生活的满足，而主要来自精神生活的满足。精神自由后，人类才最终自由。
记者：转型期社会，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办？
汪丁丁：未来的中国教育应当是由未来的中国社会主题带出来的一个子命题。你问我未来的社会是怎样的，我不知道。德鲁克说过，现在出生的人绝不知道他30年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社会、从事什么工作。但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可以判断，100年后的中国社会会更加自由、民主。经济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市场经济带来的开放环境，必然会走向民主、自由。
未来的中国教育就应当完全向着100年后的未知文明开发。教育的目的是要以孩子的幸福感为前提，从这一前提出发，未来教育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尊重生命，尊重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一切生命形式，首先要在被教育者心中唤醒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如果你不尊重生命，你在100年以后的社会也不会幸福。二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对不同价值及其生活方式的宽容。三是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对自己行为的反省，对知识的批判性思考。因此可以总结，未来教育，首要的是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是培养学生以问题为导向的批判性思维的教育。
记者：所以你想亲自办学践行这一教育理念。这个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汪丁丁：我的好友周其仁知道我想办学，他就劝我，办学你就不要碰了，你一介书生，会碰到大问题。但是我想尝试，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在1990年代中期写的一篇工作论文中写道：知识生产的最重要特征是，你必须亲自参与这一生产过程，从始至终，否则你就不知道生产的是什么知识。教育是关键环节。
我最早是在浙江大学提出跨学科教育，2003年在浙江大学办了一个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6年想办教育实验班，向校方提交了九年一贯制的培养方案，我的方案是把本科和研究生的藩篱打破，但是行不通。在中国的高校本科和研究生属于两个不同的管理部门，协调不成，在浙江大学的办学计划失败了。鲁迅先生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是要流血的。”我意识到越是中国名校，官僚化行政化越是严重，在北大、浙大这样的名校很难实现我的跨学科教育理念。
大约在2005年、2006年前后，东财的校长知道我想办实验班，就和我接触。他们的支持力度很大，态度很诚恳，我就到东财实践我的办学计划。筹备了两年，先是成立跨学科社会与行为研究中心，2008年正式招生。遇到的最大困难依然是行政化官僚化，我的一个感悟是在中国要想做成任何事，基本原则是“因人设事，因事设制”。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先设想要做的事，再去招聘人。我是先熟悉几位可以做事的朋友，包括东财的校长和副校长，然后琢磨我与这些朋友能够做的事，就是跨学科教育实验班。当然，我要不断和行政官僚抗争。中间有很多挫败的时候，有几次我萌发办不下去的想法。我是比较悲观的，但学生们安慰我，他们告诉我参加实验班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激发我继续办学。我比较幸运的是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这九年尽管东财换了两任校领导，但没有影响到我的办学实验。坚持九年已经是奇迹了，学生们培养得还不错，我们中心的毕业生到外面去很受欢迎，最让我欣慰的是去年我们跨学科教育中心培养的三名博士研究生顺利留校了，给跨学科中心延续了师资，薪火相传。只是这样的薪火太少了，我们期待更多。
记者：跨学科教育的培养方案是如何设置的？
汪丁丁：前面我讲到未来教育的三大原则：生命教育、宽容、批判性思维，我努力推进的这项跨学科教育实验依照这三大原则，主旨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马克斯•韦伯语）。我送给学生的对联“相与之情厚，向上之情强”，首先是对学生进行生命情感、道德情操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以竞争为主，而是合作性的分享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我们不是以应试教育的教科书导向，而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问题导向。
现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三个：一是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追求？二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怎样的？三是中国社会是如何演化的？我们设置了丰富的课程，涵盖哲学的、国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等等，一同来求解中国社会问题。在授课方式上，我们采取探讨的方式。老师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大家一起来探讨，通过探讨、引申，让学生自己来发挥。老师只是给学生开了一个头，把核心和要点指出来，剩下的东西需要学生自学，把骨肉填充全。老师教20%，剩下的80%需要学生自己去学去想。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对正确知识的判断力，所学的知识不再是老师灌输的，而是经过学生自己的思考变成学生自己的东西。
我的跨学科教育还有一个宏大的目标：汇通中西，为未来的中国人准备一个舞台。未来中国人应该是中西文明交汇后的新人类。所以我说，我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未来教育在我这里，我相信这是未来的主流。如果能做成，生死以之。
90后是最有希望的学术接班人
记者：你的朋友余世存曾评价你：“汪丁丁几乎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他的学问思想、他的传奇经历、他的人格魅力等等，都是。”你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
汪丁丁：根据古今中外成功学的数据，一个人成功大致有四个原因：第一类原因是随机性，也就是运气。梁漱溟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果你们将来成功了，这是偶然，如果你们失败了，你们要反省自己必定有的缺点。成功是偶然，失败才是必然，芸芸众生，上天怎么就挑中你？所以这是偶然。运气的因素大概占到30%至50%。
第二类因素是可继承的社会关系，这是客观现实，回避不了。在中国古代有氏族社会、门阀，到了现代打破宗法社会，但权贵阶层和人脉关系事实上是存在的。在西方，例如英国，经过500年的血腥动荡，但社会关系网居然没有多大改变。克拉克研究了这一现象，他说你只要告诉我一个英国老姓氏，我能以80%的准确率告诉你，你现在的社会地位是什么，排在社会哪个阶层。可继承的社会关系是第二重要因素，大概占30%。
第三类因素是出生时的智商或能力，这是先天性的，你在富裕家庭出生不一定是聪明人，赤贫家庭也可能生出智商很高的后代。这类因素占20%-30%。我们行为社会科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智商极高的天才出生在寒门，这样的人才有多大可能不被扼杀，这是衡量社会正义的一个标准。第四类因素是可以接近的各类资源，这类因素占10%-20%，在这四类因素中，教育真正能改变的只有第四类因素。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无疑我是幸运的，我出生在北京的干部家庭，我的智商还不错，我的人生各个阶段都遇到了好人，我最大的幸运是遇到我的妻子，她极其贤惠完全无私地为我做贡献，让我可以安心学术。因为她的机缘，我得以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做访问学者。我们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只有我一个人是比较幸运的，三个姐姐都被“文革”给耽误了，还有一个弟弟4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名字叫思宁，他的死给我很大触动，我感觉到我的灵魂中也融入了宁宁的倔强、童真和疯狂，兄弟两个的灵魂合为一个。我的成功大多因素是来自我的幸运，因此我很感恩，想做点事情把这份幸运传递给别人。
记者：作为“那三届”大学生，你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基本特质是什么？
汪丁丁：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有一种使命感，我们的青春期消耗在社会运动中，能思考的时候学的是马恩全集和世界史，所以我们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家庭经历和社会经历把我们塑造成这样了，所以你若要我们放弃社会责任感，对我们来说是很痛苦的。北大国发院曾经邀请我做退休演说，这是国发院的传统。我拒绝做退休演讲。退休？没这事儿。我说我永不退休，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
记者：你如何看待“那三届”大学生在中国40年改革进程中的作用？
汪丁丁：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是时代给予的机会，我们毕业时，各部委都抢着要人，自然而然就成了顶梁柱了。并不是我们有多能干，而是我们很幸运，“文革”消耗了整整一代人，我们就被推到前台了。从学术上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水平与国际上相差很大，出国后，我对这点尤其看得清楚。“文革”十年，消耗了一代人的脑子，我的判断是对学术的影响需要30-50年才能恢复过来，我们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的青春期在文革中消耗了，我们的子女多是70后、80后，因为父母不懂教育，80后的孩子也是毁掉的一代。在学术上真正有希望接班的是90后的孩子，他们是新的人类，他们的物质条件丰富，又没有历史的负担，接受的学术训练是中西方结合的，既有人文背景，又有数理背景，他们是可能塑造的学术接班人。
记者：但也有人认为90后更关注自我利益，是狭隘的一代人。
汪丁丁：我觉得不能这么责备他们。中国近代转型彻底摧毁了宗法社会的基础，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活动都通过组织贯彻到基层。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破坏的，两代人之后你要让这些90后的孩子们有社会责任感，这很难。90后每个人都是独狼，在雪地里走，没有同伴、没有社会，他们的个性非常突出，很有主见。北大数学系的毕业生跑到山里当和尚，还有的人去藏区做乡村教师。90后的选择千奇百怪，我认为没有必要责备他们。他们是用自己的态度严肃地生活。我们50后到80后，都是转型期的匆匆过客，而90后可能成为舞台上的主角，我们老了，在台下看着孩子们表演为他们喝彩就好了。
记者：你有什么建议给现在的90后大学生？
汪丁丁：我曾经在北大做过一个演讲，讲“90后的悲惨晚年”。我有过人口学训练，根据中国人口的数据推算，到90后进入老年时，他们养家的压力是史无前例最大的，要养相当多的老年人和孩子。我给出的建议是：尽快掌握跨学科教育方法，尽快进入问题导向的学习方法，重视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学会批判性思维，具有对正确知识的判断力，这样将来你面临哪方面的困难，你会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人工智能的发展支持了我的观点，在将来很多工作不需要人了，但人工智能还是不能取代大脑进行批判性思考。所以你应该在晚年之前，成为知识工作者，而不是应试教育的奴隶。
人物简介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财新周刊》学术顾问。1953年出生于沈阳，祖籍浙江淳安，成长于北京，1969年作为知青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1返城。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1981年考入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系统理论专业，硕士毕业后留所。1985年作为访问学者留学美国，1990年获得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等20余种，教学研究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近年来主持“跨学科教育”实验，担任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转载于财新网，记者 萧辉，实习记者杜偲偲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