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依然遭遇尴尬。近日，美国驻WTO大使迈克·庞克直言“中国拥抱国家资本主义，没有继续最初促使它努力加入世贸组织的经济改革目标”。严厉指责的背后，是对中国入世后应承担责任的拷问。如何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我们下一个十年所要探索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盛洪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认为，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在入世的这些年没能继续往前推进，土地、金融等要素仍然掌控在政府手里，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遭到质疑的原因之一。
利益所在，反对改革
时代周报：入世谈判时，中国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过渡期后，金融、出版、重工业等领域的开放程度仍有限，以至于市场经济地位得不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同。从避免完全开放带来冲击，到目前市场经济停滞不前，是否意味着究竟以何身份融入WTO依然困扰着中国？
盛洪：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出那个决定没有错。其时，20年的市场化改革，许多领域尚未触及，尤其像国企改革、要素市场改革，远远没有完成。说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确有问题。当时的这一判断，无论是谈判对手，还是彼时的中国政府，都认为比较恰当。
但问题不在于当时，而在于现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谈判有一个预期，认为下届政府应该继续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能够走到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步，并顺理成章地调整中国与WTO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事与愿违的是，后来没有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反而倒退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时代周报：入世十年，商品市场化持续深入，而要素市场化依然滞后，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遭到质疑的原因之一？
盛洪：是的。中国的要素市场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商品市场化，要素市场的改革在入世的这些年没能继续往前推进，土地、金融等要素仍然掌控在政府手里。执政党主导着行政部门、国有企业，而行政部门与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他们希望按照现有的土地分配规则继续下去，不希望开放土地市场。
土地市场是非市场化、非真实的，为政府所垄断。农民无法直接拿着自己的地进入土地市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不是交易关系，因为交易关系是基于平等。实质是一方拥有政治强力、另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互动关系。
政府在宪政层次不应进入到一般的商业交易当中，包括土地交易。政府不能贪图商业利益，应以提供公共物品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这应该成为政府的原则。一旦以市场当中的当事人—交易者的身份介入，就否定了政府本身的公共性，因为它成了交易方，这是个宪政层次上的错误。
因此，不能说中国社会不具备条件走向土地交易的市场化，完全是囿于政治因素、囿于行政部门主导的框架。
货币也是如此。央企、国企享受了货币没有市场化的最大好处，得到大量贷款，且用的是相当低的利息，他们不希望这种货币资源的分配机制发生变化。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亦如此，靠的是偏低的、管制的存款利率和偏高的贷款利率之间的利差来赚钱。
然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从事货币交易，其所获得的收益，也就是利差要比在中国小得多。目前，中国政府规定的利差是相当大的。要是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根本没法赚钱。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反对改革。
时代周报：近日，国资委提出“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概念，被划进这一类别的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类央企。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盛洪：在中国，垄断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成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宪政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持续时间长，已演化成一系列的问题，表现为系统性错误，包括：第一，国有企业占用国家的稀缺自然资源，没按市场水平上交资源租金；第二，是我刚才提到的土地问题，大量的国企、国有农场、林场一直不交地租；第三，国企16年没上交利润；第四，国企员工的工资奖金亦不受限制。
上述问题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系统性问题，即政策系统性地偏向国企及国企管理层和员工，而损害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有人说，垄断国企的扩张是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公共目标，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富国强兵的资源可以通过税收的方式来实现。对民营经济的税收，比国企的利润更多更稳定。
国资委提出上述概念，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面对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垄断企业的优势更为明显。以电信业为例，随着技术进步，电信服务成本迅速下降，但价格却没有随之而降。这归因于受垄断力影响的价格监管；也归因于电信巨头们不时利用其垄断地位和技术手段，阻止电信企业间的竞争，维持高价。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居民的电信消费占收入的比重高达7%，远高于电信发达国家的2%。
美国衰落非因人民币崛起
时代周报：人民币汇率是近年的焦点问题，持续引发中美贸易摩擦。有经济学家强调，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将对出口企业及产业工人造成巨大冲击，却不提人民币不升值将造成国民财富不断缩水。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盛洪：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之间的比值，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是市场因素；另一个是政治因素。发行货币是政府行为，无法回避政治因素，因此，汇率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关键在于这个“政治”，是利益集团的政治，还是全体人民的政治。一些人士说，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很多产业亏损。这不是真正的政治，这是出口利益集团的政治。
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不升值，产生的大量贸易顺差会大大增加国内的货币供给，最终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全国人民都有害处。当局应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全球经济均衡的角度出发，制定货币政策。在恰当的货币政策下，让大家自由地去兑换两种不同的货币，依靠市场形成自由浮动的汇率。
时代周报：入世十年，中国外汇储备逐年攀升，最近已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该如何消化这些美元？如何面对巨大的贸易顺差？
盛洪：这两个问题本质是一样的。首先，在战略上要让人民币升值（且要有一个比较快、比较大的升值），不要再产生新的外汇储备存量。现在最可怕的问题，并不是已有的巨额外汇储备，而是新的外汇储备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人民币升值，对长期的、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将起到遏制作用。反之，人民币不升值，所产生的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极有可能演变为真实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要鼓励中国的货币流向国外，到国外去投资。最为重要的，是要改革外汇管制制度，放宽货币的流进流出，尤其放宽货币的对外流动，应形成良性的外汇市场。时至今日，外汇管制的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它依然阻碍着国内企业向海外投资，尤其打击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阻碍其发展。
归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人民币升值；二是改变我们的制度，降低和取消阻碍货币在境内外流通的制度障碍，使对外投资更为顺畅。唯此，才能改变由贸易顺差过大引发的外汇储备过多的现状。
时代周报：人民币如何才能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崛起的过程中，是否会引发中美两国的冲突？
盛洪：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国际货币。其次，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还要求该国是个宪政国家。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尊重产权。实际上，美国的衰落并不以人民币的崛起作为条件。美国的衰落有其自身的逻辑，问题出在华尔街，这是美国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既然无力从制度上扼制华尔街的贪婪，那么美国衰落的趋势也就无法阻止。
有了次贷危机的教训，大家不再信任美国的金融资产是绝对安全的，会减少购买。从而导致美国向海外发行美元的空间减少，美国难以继续通过巨大的贸易逆差来发行美元。人民币的崛起与美元的衰落，是一种互相消长的关系。美元注定会衰退，中国可以趁着美元衰退的真空扩展人民币的空间。历史上，美元与英镑的交替，美国与英国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冲突，两国货币的此消彼长是个很自然的过程。
宏观政策不能老打急转弯
时代周报：入世十年中的另一件大事，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从最初的4万亿救市，到目前持续的紧缩政策。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这一系列应对政策？
盛洪：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市场萧条。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是一件好事。中国出口减少，贸易顺差随之减少，货币供给也相应减少，通货膨胀压力就减轻了。这些年，中国一直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2008年时通货膨胀率很高，后来遭遇全球金融危机，CPI就往下走了，楼市也降了下来。
而4万亿的出台，加上同期推出诸多刺激政策，比如为鼓励买房出台贷款优惠政策，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及楼市的迅速回升。出台4万亿的救市政策，缘于当时的过度恐慌，完全没有必要一下子投入这么多。当然，4万亿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实际是10万亿的贷款。
把握宏观政策如同开车，不能一会儿往左打急弯，一会儿又往右打急弯。4万亿与紧缩政策，折射了宏观政策制定者短期政治目标的心理，加上反应过度，成为一种政府及银行的政治指标。我们现在不能再回到4万亿那种政策和力度上，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把紧缩政策搞得过死，而且是通过行政命令和手段去落实，这又会成问题。
制定宏观政策是一门把握火候的艺术，应适时微调。而现在的宏观政策是在把国家当跑车开，用力过猛、极其短视，对问题没有一个真正深入的了解。
时代周报：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盛洪：这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需要进行宪政改革。所谓宪政改革，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一方面，保护中小企业、弱势群体的产权，促使他们更有效率地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无偿占有的资源如果在市场制度下有偿交易会释放出更多效率。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往前走，财富才能更充裕。不然就会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小企业、工人、农民会很辛苦地挣点小钱，而绝大部分利益被拥有垄断权或掌握稀缺资源的集团夺走。拉美也是这个问题，腐败缠身、垄断无法打破。
“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结在于，利益集团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很享受这一现状，不愿作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