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困境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关系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得到了比较大的增长。在这个背景之下，前几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现在还有欧债危机。中国有很多官员和国人不仅自信心增强，而且很多人非常自负。
中国属于自然国家秩序
中国最近这30年，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2003年，是改革期，尽管在后期改革速度减慢。第二个时期是2004年到目前，就是改革的停顿期。在改革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是正式制度形成，如市场体制、法律制度，还有意识形态，非正式制度也在形成过程中。从2004年到现在，改革停顿期总体上显示出国进民退。政府单方面重视民生，但是忽视了经济原则。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总体上是正式规则的破坏过程，这是致命性的。从2004年开始，不是说离市场体制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中国发展到现在经济维持高增长，最核心的原因就是经济自由度增进，另外，经济赖以运行的环境较为稳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讲中国经济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它是偏狭与自负最好的解毒药，有助于培养宽容开放的社会。科斯又讲了，虽然他无意贬低政府的作用，但他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主要是靠那些一开始看来是边缘性的力量所推动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经济发展主要是边缘性的力量推动的。
很多改革是从民间自发进行的，后来政府承认和推广。至于“中国模式”论的问题，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有不同的观点：第一，威权主义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第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第三，比较平衡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两手作用。“中国模式”有很多的定义，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特点是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的模式，这是具体的经济形态的描述，不是一个特征性的。我相信其他国家都有这样的。所以不能拿它来说明这是“中国模式”。从制度层面来讲，维护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同时结合威权制度，这也不是中国模式。中国之前就有东亚发展模式，皮诺切克也是这么做的。
背后是怎么运作的？维护增进经济自由，这是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力，然后稳定维持经济运行环境。但是稳定经济运行环境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威权政府，第二个是宪政自由体制。现在所有的高收入国家，多数都是宪政国家，它们采取的是什么秩序？开放金融的秩序，人人有机会，产权保护非常好，个人权利维护得比较好，经济自由维护得好。中国和很多非宪政国家一样，就是叫有限进入的秩序，或者叫自然国家秩序。如此就可以得出一个“天下模式”，全世界是一模一样的。决定经济成功存在普适规则，第一条，维持和增进经济自由；第二条，维持经济运行环境的稳定。低收入国家通过威权和宪政来推行，争取这两条普适规则。你收入低的时候可以通过威权，也可以通过宪政来做到这点。如果朝着高人均收入国家跃进，需要宪政转轨，意味着国家退出竞争性、盈利性领域，意味着生产力更大程度解放，如果没有生产力更大程度的解放，进入高人均收入水平国家是不可能的。
产业危机背后是调控失灵
“资源性国家”怎么解释？比如说俄罗斯，科威特，能源以后价格可能更高，它们可能成为人均高收入国家。这两个国家，包括其他资源依赖性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发展，可能有经济的增长和人均高收入。
经济自由怎么维护？有一套普适原则。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是瓦尔特·欧根，他提出经济的自由增进和维持，经济的发展需要竞争秩序，有六条核心原则，一个是币值稳定，比如说德国马克是比值稳定的典型例子。第二条原则是私人产权，这两条比较重要。其实任何的成功的经济体，都跟这六条原则有关系。
中国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性的范式最终形成病态的竞争秩序。币值稳定，中国的通货膨胀最近两年比较高，中国在没有《预算法》的时候，通货膨胀比较厉害。1994年以后，由于法律规定，财政部不能向中央银行透支，把这个联系切断之后，还是对币值有好处的，就是说恶性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
中国选择性地推行私人产权，中国的私人产权从《宪法》来看，从《物权法》来看，还是低于公有制。《物权法》说同等保护，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反竞争的，基础性行业不对私营企业开放。由于选择性的限制，契约自由也是不充分的。至于承担责任，国有企业负赢不负亏。
关于中小企业的困境，现在传统的竞争性行业的式微现象非常明显，中小企业集中在传统竞争性行业，很多产品价格不上涨，甚至下降。各种投入成本上升，包括工资福利、税费负担，而且环境要求、生态要求也在提高，尤其这几年外需不景气。
传统性竞争行业还有产业升级的问题。产业升级可能采取低税模式最好，减少管制，有很多领域可以准入。区域创新环境先走，如果区域环境形成的话，这个也和多中心、单中心有关。如果是多中心，每个地方都推行自主治理，维护基本的个人权利。如果这个地方特别穷，上级可以提供辅助性支持。自主治理也体现出高效，只要有教授，哪怕是助理教授也可以带博士生。但是中国的硕士点、博士点是中央集权的人来审批。如果一个高校连培养博士、硕士的资格都没有的话，要想尖端教授、专家来任教是有困难的，吸引力不够。单中心的格局导致有很多地方的教育事业是发展不足的，尤其是面向产业的。
政府垄断基础性行业，基础性行业实行行政垄断或者控制，很多领域实行行政定价，《反垄断法》实际保护了这样的行政垄断，所以《反垄断法》属于反竞争法，下游的民企和一般的消费者需要支付高额成本、价格。行政垄断企业的税收贡献和账面利润很大，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下游民企和一般消费者的强卖，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东部产业不景气和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性质，其背后是多年来的政府管制和市场因素导致了产业危机。产业危机背后首先是总体性货币危机，就是通货膨胀。化解总体性货币危机的措施助燃地区性民间金融危机。它的措施，一个是信贷控制，信贷控制不是通过提高利率，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通货膨胀高是因为基础货币发行比较大，按道理是政府自身的问题，要惩罚自己，但是政府实际上把鞭子打到银行和企业身上，比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有一个好处，国有企业照样低成本获得大量资本。
温州的产业危机是东部地区产业危机的缩影，因为传统竞争性行业不行了。产业危机背后是宏观调控失灵，国进民退，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恶化。在竞争性行业里面运作的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因为利润越来越薄，这时候肯定要退出。钱怎么退出来，一般有两个行业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是房地产，但是现在搞限购，而且信贷控制，放在房地产里面的钱出不来。第二是股市，但企业投股市也不愿意，那就要看股权投资基金、私募基金了。如何把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这样的股权基金很少，而且最近又遇到挫折，所以这个模式运作不了。
东部产业不景气和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一是通货膨胀，二是宏观调控，三是传统产业式微，四是政府对很多产业的管制投资减少，五是国进民退。
减少管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曾做了一个课题《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里面讲到从2001-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账面利润总额是5.8万亿。但是国有企业有很多方面应付未付或者是少付，还拿到补贴共约7.4万亿元。如果名义利润扣掉7.4万亿元，国有企业的负利润很高，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是负6.29%.
总体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要发展，民营企业要有更大的空间，还要维持和增进经济自由，还要维持经济运作环境稳定。如果中国不想进入人均高收入国家，可以继续以威权方式来维持经济运行环境，如果要走向高人均收入国家就要走宪政自由的方式。我们同时要更加强调经济效率原则和社会平衡原则，市场经济和民生原则，没有市场经济你不可能有好的民生。单方面强调民生原则，不提市场原则是错的。有些经济学家经常把效率、公平对立起来，但是德国的弗莱堡派的瓦尔特·欧根就打破两分法，讨论战后德国的体制，提出来要搞竞争秩序。
中国为了要更好地经济发展，我说的是“发展”概念，不是“增长”，东部地区工资各方面成本上升，而中西部大量资源是闲置的，真正用起来需要有企业家的脑袋。由于中西部地区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很多中心地带、次中心地带已经发展起来了，农民工有了技能，从东部回来在中心地带、次中心地带创业，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没有问题的，总的G D P继续做大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很大，只要把经济自由在中西部维持在现有的状态，中西部还有很多地方发展，产业转移除了一小块转移给其他国家，大量可以朝东西部走。东部地区就需要产业升级，维护好还可以运作的产业，通过普遍的低税模式，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在7%-8%，维持一二十年我看都没有问题。
中国因为政府控制资源问题比较严格，有一个方式就是推行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但是最好的产业政策是竞争政策，普适性的遵循瓦尔特·欧根的六条原则，包括普适性的低税，东部产业可以维持下去，在就业上解决一些问题，但是长远来讲还是需要产业升级。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竞争政策。
各种改革也是必要的。大量的民间资本还需要出路，需要减少管制，打破基础行业的行政垄断、打破国进民退的势头，现在这个势头还存在。国有企业需要从所有的竞争性和营利性行业退出，需要取消各种限购，恢复相关行业和产品的市场属性。中央银行降低了一次存款准备金率，还要继续降。现在中国实际存款利率是负的，但是实际的贷款利率是正的，这些基准利率都是行政控制的，在市场经济国家基准利率不是中央行政确定，是依靠市场本身形成的基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来确定，中央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需要利率市场化，不是中央政府确定。
私人银行、小额贷款、金融机构、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要鼓励民资投入，设立要用核准制来替代审批制。民营资本，中小企业要融资，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够，仅有深交所、上交所是不够的，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远远不够。民间高息借贷怎么化解？也是需要大量发展正规的银行、金融机构，平抑民间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方面，从专门放贷人那以高息借到钱，他经常会催债，甚至采取非法手段，个人信用拓展机制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企业信用拓展机制。
最核心的是集资这块，需要多方面化解，重点要反欺诈，允许更多的银行和准金融机构准入，由地方政府、商会、民企联合建民间资本促进中心，对一定金额和回报率以上的债权集资，要求核准和登记，提出比例要求。这也是不成熟的设想，现在企业集资这块，尤其是民营集资这块需求很迫切，但是又没有一些机制、机构来便利它的运作，需要设立一些机构，同时减少风险，提高市场透明度。
总体而言，较长时间内如果维持现有的经济自由度，中国的人均G D P仍可增长，但是脱离不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没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东部经济继续提高生产能力、技能、优势，包括知识优势，东部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中西部维持现有的自由度，经济增长也没有问题。但是要维持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这也是一个考验。
中等收入群体怎么扩大？要减少管制，维持好基本的权利，这样很多人都可以创业，可以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就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另外，废除特权，其中一个是国企特权，其管理层群体也是特权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