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中长大的我，到现在还怀念曾被称为「文化城」的台中，在民国五十年代曾是那么的纯朴可爱。在崇尚自由学风的台中一中悠游了六年，我经常骑着老爷脚踏车到图书馆和中央书局报到，读遍了各类文史科哲书籍。在台中一中结交的好友，不是文采灿烂，就是思想深邃，时常在校园里高谈阔论、在大度山巅勾画人生远景。在那充满理想与梦想的年纪里，曾想要抛头颅洒热血以不负少年头，也曾想要遗世独立以求潇洒快意。摆汤在理想之间，人生充满着无穷的可能与希冀，但我心中一直很笃定的是：我应该会把自己喜好读书的习惯坚持下去，以学术作我一生的主轴。但因为兴趣广泛，我有一段时期不能决定要选择那一门学科来钻研。
在高中读到方东美、殷海光的著作后，又追溯阅读几位哲学大师的原著，发现与我心爱的数学其实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到读高三时就决定要深入了解科学之母的数学，联考也如愿以第一志愿考进台湾大学数学系。我对数学系太过浪漫的憧憬，在过完新鲜人生活后就已破碎。在台大数学系传统给分都在及格边缘的压力下，必须日以继夜在数学馆钻研解题，反不能像高中时代能悠游和思考数学的美与奥妙，每次深夜步出数学系系馆，便有一股懊恼：世界如此宽阔，我为何甘于整天都苦苦求解一些细节问题？大一下和正在读经济系的中一中好友相约一同去转台大哲学系，也与哲学系成中英主任谈过，可惜家长都不肯盖章，只好作罢。到了大二，这位好友读经济读出兴趣，反倒鼓励我转经济系。有人说朋友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我从初一就认识的这位好友，就这样帮助我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扇大门。
想转经济系也不容易。经济系是热门科系，要求转系生成绩在八十分以上，最好还是书卷奖得主。因为数学系成绩给得特别低，我只好求见经济系系主任华严教授。华老师倒是很看重我的数理背景，她特别为我打电话询问当时理学院院长，也是教我高等代数的施拱星教授，施老师说：「这个学生的高代得68 分，已经不错啦，班上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72 分。」感谢施老师的支持和华老师的破格录取，我就由大二平转经济系大三，用二年时间奔波在校总区与法学院之间，把经济系思念的课都修完。转系前后读到R.L. Heilbroner 所著的「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体认到经济学家其实就是「俗世的哲学家」（worldly philosophers），一心思考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更觉得读经济学颇符合自己追根究底，想读哲学和读理论的心性。加上这是我的「第二次机会」（secondchance），读起来也特别认真，还拿了好几个书卷奖。当兵二年后，在华老师的支持下，取得美国史丹福大学不需工作的全额奖学金（Fellowship），顺利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
从接触经济学至今，转眼已三十年。转经济系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而在美国停留了十七年后决心迁回台湾，则是我学者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而且二者之间也有相当关联。在史丹福读书时，我的研究兴趣就在经济理论和财务金融，得到诺贝尔奖大师KennethJ. Arrow 和著名学者MordecaiKurz 的指导，深觉学海无涯，也知道博士只是作研究的开端。在取得博士后，就想在美国学术界多待几年，以拓展研究的视野。可是一旦进入这个固定的轨道后，往往很难脱身。先是拼永久聘、再拼更多的著作，接着小孩又相继出生，不知不觉中在美国就扎根下来，迁移就要连根拔起，代价相当高。其实好多位学术界朋友，也是经过这样过程而羁留在美。在惯性作用之下，与我回国的心愿就越离越远。
直到1991年得知恩师华老师逝世的消息，想起华老师每年寄圣诞卡对我的期盼与叮咛，想到年少的梦想并未包含终老异乡这一段，流浪异地的小家庭好像也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于是下定决心回国。把学校及家庭诸事作一安排，于1993 年回到台大经济系担任客座教授，1995年成为专任教授，1997年转任台大管理学院国际企业系教授与台大经济系合聘教授，1999年至2002年借调中华经济研究院担任副院长，目前已归建台湾大学任教。
回顾三十年来作经济学者的生涯，觉得对真理的追求是作一学者的最大动力。在学术的殿堂里，希望我永远能拥有年少时的热情与真诚，享受领略真理奥妙的快乐，至老不悔。
*因获杰出人才讲座，应邀为《杰出学者给年轻学子的67 封信》（杰出人才基金会与天下远见公司出版，2003年1月）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