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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 | 巴曙松:“深港通”的两个重大突破

2014年4月10日,李总理在博鳌论坛宣布沪港通;2016年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批准深港通实施方案。从沪港通到深港通,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进入新的纪元,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更加紧密,两地资本市场逐步迈入“共同市场”时代;也意味着中国开始从2015年的股市大动荡中走出来,重新启动新的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资本市场在市场结构、上市规则、监管法规等方面与内地有很大不同,深港通将对两地资本市场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由于两地制度不同,深港通面临着诸多复杂的细节问题。

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办的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上,巴曙松教授以“互联互通推动‘共同市场’发展:从‘沪港通’到‘深港通’”为题剖析了这些问题。以下为讲座的精彩片段。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深港通”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取消了交易的总额限制。同时,除了基本的资格要求之外,一个投资者如果开有三个交易所中间的任何一个交易账户,他就能相对便捷地去投资另外一个覆盖在“深港通”和“沪港通”范围内的交易所,这样就把三个交易所的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个平台的用处是什么?因为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进行资产国际配置的时候,需要这么一个平台。中国居民的资产结构,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以房地产和银行储蓄为主导的资产结构。目前中国房地产的市值是什么样的水平?不同的口径测试、计算不一样。我找了几个不同的计算口径,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术平均,大概在270万亿元人民币。银行的居民可投资的资产大概在100万亿,而深圳、上海、香港三个证券交易所各自的市值,也不过分别为20、30万亿,加起来70万亿。面对这么一个资产总量,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居民按照其房地产总资产270万亿的10%的比例来做香港市场的配置,那就是27万亿,基本上可以把香港的市场买下来。银行的储蓄也是类似的一个局面,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

今年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外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中国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投资这两个数字做对比,中国的企业对国际市场的投资首次超过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中国的企业正式进入国际资产的配置阶段。在国际资产配置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平台来进行整合、并购。上一次我请梁信军总裁来讲(编者注:复星集团CEO梁信军先生在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第十一讲发表了题为“面向中产,受益中国以及亚洲的长期成长机会”的演讲),他就深切的意识到,在国际市场一个金融市场几个上市公司挂牌,可以发挥它在全球整合并购中的作用,金融机构也是这样的。

在“深港通”政策创新里,还有另外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除了取消总限之外,保险资金能够入市。在“沪港通”下,出于审慎的考虑,保险公司的资金当时是不能投“沪港通”的。在“深港通”的政策创新里面,保险资金是可以投“沪港通”和“深港通”的。保险资金多数是中长期资金,在资产低利率、负利率的环境下,保险资金挑战会很大。它要找到能匹配它的资金来源,它的成本和期限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保险公司讲究资产的配置,而中国的保险公司,过度集中在单一市场、单一货币、单一的金融产品这种组合形势,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贬值,对它们就形成了比较大的挑战。目前保险公司资产配置国际化非常差,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对海外投资限制是15%,而保险公司目前加总起来对外投资比例,去年的数字是2.02%。“沪港通”、“深港通”给它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从保险公司发行针对“沪港通”投资的产品的监管要求看,保险监管部门不把这个产品计算到它对外投资的额度,就是说保险公司如果通过发行产品投了“深港通”,都不占用它国际市场投资的额度限额。所以,中国的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这么一个高效率的平台。

(摄像/剪辑/编辑: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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