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6日下午，来自中国金融领域的政商学界大咖齐聚中国海南小镇博鳌，探讨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与两年前相比，今天中国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政策气氛已经明显好转。
两年前的秋天，在余额宝上市四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北京就相关监管问题采访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当时，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浪潮异常迅猛，但对此的政策却不很明朗，金融界充斥着各种谣言，从业者多少有些焦虑和不安。我在北京采访一家P2P公司的创始人时，他迫切希望政府看到他的生意与促进机会平等和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之间的紧密联系。
成思危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他说互联网金融是个新事物，我们应该支持它的发展（参见2014年2期《中外管理》）。“牛顿当年养了两只猫，在墙上开了两个洞，人家笑话他：小猫可以走大洞，你为什么开两个洞呢？牛顿回答：如果两只猫都要出去，大猫占住大洞，小猫没有活力了。”为此他还为我举过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就是这样，要通过互联网来解决小微企业的问题。”
接下来的两年，政府也是按这样的思路进行监管的探索。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组织各种调研和研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中央几大部位还于2013年组建了“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监管研究小组”，并于当年8月到上海、杭州等地调研，并到平安集团旗下的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阿里巴巴两家国内最大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实地考察。
不过，根本性的转变发生于去年的春天。2014年3月5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互联网金融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互联网金融进入决策层视野。
当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在争议中迎来野蛮生长的时候，世界最大P2P平台Lending Club已于2014年底登陆美国资本市场。成立于2007年的Lending Club是全球最大撮合借款人和投资人的线上金融平台，其利用互联网模式建立一种比传统银行系统更有效率的、能够在借款人和投资人之间自由配置资本的机制。Lending Club首席风险官陈超美认为，Lending Club最主要的成功在于在发展初期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许可。
在26日下午的论坛上，陈超美介绍说，在Landing Club成立初期，美国的互联网金融状况与如今的中国十分相似，都缺乏有效的行业规范和监管措施。Lending Club在行业监管混乱之时，主动联系监管部门，积极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通过合规认证，乃至最后共同制定了行业规范，这一系列事件对于Lending Club来说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尽管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政策环境明显好转，但美国面对创新时具有的政商沟通仍不失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学习与效仿。
大数据风控
“互联网最近十几年发展的非常迅速，确实把大家的信息能够迅速和传递到各个面，大家互动的效率是大大提升了，这确实是最动人的地方。”朱云来在26日的论坛讨论时说，对话的嘉宾还包括Lending Club首席风险官陈超美，陆金所董事长兼CEO计葵生（Gregory D Gibb）及中科创董事长张伟。已经辞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职务的朱云来现身博鳌论坛,以“金融专业人士”的身份参与了“互联网自律与监管”的分论坛讨论。他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管控风险。
现如今，随着政策环境更加温和、宽松，官商学界开始将更多的经历投入到监管的技术层面。陆金所董事长兼CEO计葵生接过话筒，他说中国的P2P的一大特色是投资者全部是散户，因此风险控制的核心在于“大数法则”，即分散投资者和借款人的资金，以此分散信用风险。同时，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数据，将成为未来“大数据风控”的基础，逐渐显示出它的价值。
他也提醒互联网金融企业，应特别留意信息的真确性，因为中国市场现今最大的风险不是信用风险，而是欺诈风险。计葵生期望P2P未来会发展成一个端对端、分到分及结合第三方的信用保险的金融产业，其中最高风险部分由机构投资人承担，较低风险则由商户承担。
在管控互联网金融风险方面，中科创董事长张伟指出互联网金融如果仅仅是单一的借贷关系，风险确实很大。张伟建议通过两个方面降低潜在的风险，第一，可以通过增加互联网金融的附加值来管控风险。比如对于贷款的企业，可以增加例如“继续跟投”的增值服务。第二，需避免贷款费率过高，因为过高的费率意味着需要融资的企业质量不佳。
张伟也强调，互联网金融更大的责任在于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将对国家的产业、税收做出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董金鹏，邮箱jpdong@efn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