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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恩•基德兰德:中小企业是真正的驱动力

编者语:芬恩•基德兰德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劳动经济学。基德兰德以独创性的研究,分析了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问题,不仅改变了经济研究,还对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他在“远东经济趋势论坛”上的演讲实录,他认为世界很多国家当中,那种真正驱动生产、驱动经济的,就是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中小企业。

当前有很多人在讨论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果说有人能够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当然世界将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好像就是经济危机是世界一切灾难的源泉,我们也知道经济危机确实带来了过去五到六年的经济萧条,但是我不是太同意这一点,所以说我将会做的演讲可能和你们之前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也希望你们能够从中获得乐趣,讲讲我自己的领域吧,我想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它们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大得惊人,比如说美国和欧洲之间就是有天壤之别的,即便是美国和邻国加拿大之间的这个差别也是非常之巨大的,那么其中的一点就是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回应,金融危机我们也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导致了各种现象的发生,而且它也带来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一会儿我将会给大家说一下,我作为一个教授,也总觉得,如果说能够在理论上面得到更大的扩充的话,是更重要的事情。
 
因此,在这里我将会给大家补充一些理论的基础。这些理论基础对我们分析金融危机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好,说到全球的金融模式的时候,有件事情大家必须得了解到,一开始给大家显示这一幅图,这个是人均GDP发展的速度,那个是从50年代一直到2010年的状况。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各个国家分到五组,当然这是人均GDP,人均GDP,当然也是受到了购买力评价的组合。当然购买力平价就是同样的价格在不同的国家购买力如何,比如说在1995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大量购买力的计算,比如说每0.16%的增长率是不是能够带来0.16%价格的增长率呢?这个东西我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美国和加拿大他们经济的发展率是不大一致的,但是最后购买力平价结果却差不多。
 
那么最后我也选了更多的国家,最后这些国家他们也相互的进行了一些,我一共选了四个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韩国、日本和另外一个国家,是哪个国家?以及中国,不好意思,国家和地区,包括了中国的香港,这四个地区,显示出了非常强劲的涨势。在其之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成长并不是那么的迅猛。有三个国家是拉丁美洲国家,比如说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是我所研究的对象,它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开始发展的,和整个东亚的国家是非常类似的当时。但是在后来的发展当中却落后的比较多。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新的国家,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新的国家,有两个国家是我非常有幸去的,而且我也亲自拜访这两个国家好几次,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确实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在过去的差不多15年的时间,他们发展的非常快,一个是哈萨克斯坦,一个是阿塞拜疆,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国家,其实是几个国家当中有下滑经济趋势的国家。
 
这就意味着每一年的经济下滑率是较高的,但是我们发现因为他们底子较薄,所以到后期涨势是很迅猛的。再看一下这些中国的数据吧,就是本次会议的主办国了,中国的发展率是非常平稳的,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发展一直都非常的迅速、平稳,中国的人均GDP其实和全球的标准来比的话,依然是较低的。因此,我现在给大家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主要是让大家对全球的各个国家产生兴趣。现在再给大家介绍一点点理论的东西。
 
在这里我只给大家举一个等式,这个等式也是我整个演讲当中唯一会使用的等式,这个等式对于任何的一个宏观经济建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这个等式都是最为重要的等式。它也显示出来一个国家生产率到底是多高。包括了投资、消费,还有就是政府产品等等,其实这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就是所谓的资本劳动力函数,这个资本和劳动力就包括了资金,还有不动产,另外包括了我们的投资,其中还有就是劳动力的投资,劳动力投资就是L,L其实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投资,或者说劳动力的成长和人口是有关的。但是也不见得是这个结果,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说人口可能越来越少,但是人口的质量可能会越来越高。
 
因此,有些时候劳动力的成长率会高于人口的成长率。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收入值,这两个收入值,就会决定我们社会服务产品的质量,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Z这个字母,其实Z代表的是技术,因为它是一个乘法,所以说无论是在哪个等式当中,只要用到了Z这样的一个乘法因子,就会让整个总量大幅度的提升。比如说我们就有5%,那么整个总量就会成长5%,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在这里金融创新或者创新技术是多么的重要了。因此,Z就包括了研发,或者是研究,并且只要是Z的这个字母能够发展的话,我们就能够发明新的东西,发明新的过程,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经济的促进力,而且这也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繁荣,这也是我们经济周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说我们在研究金融中心或者金融周期的时候,经常会研究所谓的一些最重要的基本的因素,但是创新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在我们说一个家庭是如何做决定的,比如说他们是现在开始投资呢?还是现在开始消费?还是省钱?另外他们的决定对我们的就业有怎样的影响?对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有怎样的影响等等,都是我们要研习的,但是我们整个生产函数,在这些所有因素当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我们能够使用这样的模型,我们就能够更加准确的回答之前所问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出现了市场波动,那么市场波动当中技术会如何影响商业周期,以及有多少企业会在这样的一种变化当中稳定其本身的地位,现在我的这个答案是三分之二的企业能够稳定其地位,这个就是来自于美国的。那是从40年末一直到90年代末的一个数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大萧条和我们之前的金融危机有这么大的区别。
 
当然了,Z这个单词本身并不是一个必要或者是充足条件,但是有技术不见得就会让我们有资产,资产必须先于技术,另外我们还要知道在我们做所有这些事的时候,到底有哪些的刺激,比如说在阿根廷,技术发展的非常快,但是资本发展却不够快,导致了技术不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其中我在想,这主要是因为来自于阿根廷中央政府的政策无力。阿根廷也说明了经济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到整体的长期经济发展,因为他们的这个刺激不能够促进资本的形成,就会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阿根廷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政策非常的糟糕。而且刺激非常的糟,而且也没有对未来带来更多的稳定性。
 
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政策相左,而且有点不相容,很有可能就让很多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了无用功。所以说最关键的是政府一定要给大众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比如说在未来监管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税收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只有有了这些确定性我们的政策才能够稳定,整个环境才能够更好,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所以说阿根廷确实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的糟糕,如果说我们希望国家再发展的话,我们确实要给国家所有的机构提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背景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要提到的就是在当今也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值得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在2008年之前,当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可以说回归到理论的研究上,我们发现优化的政府政策,应该是时间上一致性的,那么如果政府有这样的能力来弄清楚究竟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使得人们的福祉达到最高的程度,那么这个政策,可以说如果说这是好的政策,不仅仅适用于今天,同时也可以适用于对于明年经济的规划,或者说对于未来经济规划当中,那么在未来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可以说这种一致性影响到了今天人们,今天家庭的抉择。所以他们都是彼此相连的,那么在这个最优策略当中就需要考虑到这些内容。
 
那么可以说对一国的政府来说,总是会受到一些强烈的诱惑,想要寻求政策的改变,那么如果他们屈从于这样一种诱惑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可能就要遭殃了,尽管政府的本意是好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不利的。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能够使得政府能够去致力于保持长期政策的一致性,要避免陷入这样的改变政策的一种诱惑当中,如果说一旦陷入了诱惑当中,在一些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些国家不断的就受到这种诱惑的影响,阿根廷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可以说很多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都是短期利益的,非常狭隘的一些经济政策。那么在这些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所以经济学家们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要比短期的这些利益更为重要。那么大家可能想知道,这样一些诱惑究竟是什么呢?并且什么是最大的诱惑呢?
 
可以说在政策的前瞻性这个问题上,在决策当中政策的前瞻性非常重要,那么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对于资本的形成,对于新建的厂房,对于机器设备的积累,前瞻性的决定,往往遭受到了最大的一种诱惑,就是因为我们一旦把厂房和设备已经安装就绪的时候,政府很有可能就受到了一种诱惑,想要征税,想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收入,通过税收的手段,那么在一些紧急的情况当中,政府很有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手段。那么可以说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而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经常发行五年、十年的长期国债,并且把这些国债对经济的影响考虑到了他们长期经济的规划当中。
 
那么可以说这些拉丁美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这些,比如说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往往是非常容易受到征税这样的诱惑。那么最后就造成了一些超高的通货膨胀等等的情况,那么可以说他们通过通货膨胀,他们政府的债务就会被降到非常低的程度。
 
再说我已经提到了,就是如何使得政府能够承诺不要去受这些诱惑,那么我想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独立的中央银行,如果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话,首先这个中央银行行长的选举,就会使得这个银行能够采取对于国家公民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要使得中央银行能够避免于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那么可以说政治压力往往会使得经济政策朝着短期、短视利益的方向发展,而却忽视长期经济发展的利益。所以说如果能够有独立的央行,那么他有足够的独立性,我们就可以把一些货币政策和一些银行,央行所采取的政策同这个政策的影响分隔开来,那么我们的独立的央行可以说就是一个在货币政策方面非常良好的手段,也就是独立的央行。
 
那么如何来更好的在政府财政的方面能够保持政府政策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呢?如何更好的管理政府的债务呢?在长期看来,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当一个国家的政府面临非常危急的情况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财政政策可能他们认为要比货币政策更为重要。而我认为这点是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深究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财政的方面也使得政府能够承诺,在货币方面所做的这样的一致性的政策,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请允许我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来,接下来大家看到是一些国家的数据,可以说这是一幅更为聚焦的一幅图片,仍然是关于人均真实GDP水平的,但是这是关注于欧洲的,那么在刚才看到的第一幅图当中,我说到了有四到五种不同种类的国家,那么在这里有两种国家,他们分别是有一些表现远远超于其他四个国家的国家,也就是说四个表现非常好的国家,还有另外四个国家是表现不好的国家,那么表现好的四个国家是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地利,那么奥地利是一个处在欧洲中西部的一个小国,那么他们这几个国家是表现非常好的,处在底端的四个国家,是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那么正如大家在图中看到的,在表现不好的这几个国家,他们的曲线趋势非常的一致。但是到了1990年的时候,排名靠后的四个国家当中有一个突然起飞了,并且在不到十年的短短时间当中,他就超过了上述的四个表现最好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
 
那么爱尔兰有什么独到之处?可以说关于爱尔兰在90年代非常独到的一点,就是爱尔兰的政府决定消除关于未来政府税收环境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政府表示,如果大家在爱尔兰开商店,建工厂的话,不管你是爱尔兰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公司,那么你的税率就已经被给出了非常明确,在92、93、94年,一直到2009年,你每年的税率都已经非常明确地被给出了,所以说不确定性被消除掉了。那么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是爱尔兰经济起飞的唯一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但是这个可以说是爱尔兰起飞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我心中希望就是这些国家都能表现的更好。可以说爱尔兰政府采取的政策非常的棒,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错失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努力。他们没有能够成功的去建立银行和金融体系的一个监管环境。没有能够成功的地方过渡的借贷,那么随着爱尔兰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也就是在千禧年的早些,前几年,可以说,那么这个爱尔兰政府所发放的房贷,这个建筑贷款等等的商业贷款都不是非常的明智,那么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都见证到了同类的现象,最后我们看到了爱尔兰的房市出现了崩盘,很多的银行,由于风险场口都变得非常的脆弱,整个行业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那么爱尔兰的首相就决定想要去援助这些银行,那么也就是以纳税人的钱来援助这些银行。我认为对于这些银行未来也缺乏足够的正确导向性的刺激。那么在经济学当中,我们如果想要保证某个人,比如说政府在银行行业这个方向所做的。那么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做好监管,就是意味着不要让政府成为人们的鱼肉,不要让政府成为这些大银行的鱼肉。
 
那么当这个欧洲的危机,首先袭击了第一个国家,那就是希腊,随后才波及到了其他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他们往往都是有未来问题的,也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包括刚才提到的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等,因为爱尔兰的债务GDP比过高。那么可以说过几分钟,可能我就会讲到爱尔兰在长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在短期来说,我希望能够关注一下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国家,欧元区的问题国家。那么大家看到了这些国家当中的三个情况,而第四个我要谈到的国家就是葡萄牙,葡萄牙这个国家和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都是在90年代晚期成为欧元区成员国的。那么当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当时有非常激烈的讨论,那就是这些国家突然陷入了一种共同的困难,那么通常大家都会把责任推给欧元,就是说要不是有这个欧元的话呢,那么他们可以使自己本国的货币贬值,可以采取政策措施来避免这些危机。但是我不同意他们的这种估计,并且我觉得认为对这四个国家来说,可以说如果我们为刚才那个等式当中的Z字母所代表的内容,如果每一个国家政府在这个方面做得好的话,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得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好。
 
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情况。那么大家看到了这个图像,当时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可以说简直是大为震惊。他们发展的完全不合比例,我们这个直线其实是叫做长线,或者是常规曲线,然后其他有颜色的线则是平均的GDP发展率。那么Z则代表的是整个技术的发展,是由TFP所代表的,每一幅图的直线都能给大家说到,其实表现的是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发展中值,然后一直到现在2010年到2010年后,这四个国家,我们发现TFP,基本上在90年代之前都是可接受的,然后进入到了一个扁平期,比如说西班牙非常不可置信的是差不多扁平期持续了12年到15年。一个国家如果说这么扁平的话,是没有办法发展的。意大利也是如此,虽然说意大利曾经有短期的发展,但是依然维持扁平,基本上即便到现在这个数值和90年代初的数值是差不多的,然后其他的国家,比如说葡萄牙也差不多,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变量全部给整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国家每个小时的生产率是多高。这个叫做工人的生产率了。
 
那么这些图基本上看起来差不多的,所有的三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我们看这一些比较平缓的曲线这一块,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加入欧元区之前就开始了。这些图就显示出来,虽然说欧元确实带来一些紧张,但是实际上欧元并不是主要原因,我们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平缓的曲线。如果说这些平缓的曲线是相互有连接的,或者是相互有联系的,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平缓的曲线变得更加的向上,并且陡峭,才能够解决这些国家的问题。因此,现在在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开始觉得最好是用一个叫做红鱼的办法来解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红鱼,红鱼其实是英文当中的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的就是我们把矛盾放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从而让我们没有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结构性问题,这和欧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虽然说即便如此,人们依然在讨论欧元,忘记了本身的结构性的问题。
 
不过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了金融危机的一些好处,就是我们会对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开始警觉,并且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一点点美国的事情,美国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被视为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因为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已经平分秋水,不分上下了,这是来自于之前的一幅图,这个是实际人均GDP,最早的数字来自于1947年,蓝色的这个线表现的是47年到2007年,60年间的人均GDP增长中值,一直持续到如今,当然这幅图显示的非常清楚了,我们可以从这幅图上看到整个美国的人均真实GDP是如何发展的,这和之前我们通过会计的办法进行人均收入的计算是差不多的。当然在整个期间当中有上也有下,就是所谓的商业周期。我之前已经给大家说了Z这个技术,不仅仅对长期来说是有影响的,而且也会带来一些短期的效应,比如说有一些年份可能会造成经济的急速发展,然后突然一下技术发展的减缓,有可能带来经济发展的减缓,所以Z在整个函数当中显得是非常重要的,它有放大的效应。
 
当然直到07年、08年,Z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每一次我们发现当经济跌入谷底的时候,很快经济就再次上升,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81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很厉害,但是82年、84年的时候,经济基本上又恢复到了以前的增长率,达到了6%、7%,然后出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发现这个金融危机和其他的金融危机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一场金融危机,在各个方面都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融危机吧,因此我把这幅图放大了,大家就看这幅图,来看一下为什么金融危机和之前的金融危机是截然不同的,首先从规模来讲,2009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曲线基本上比整个平均值跌了12%,之前的金融危机里面最多就只跌4%到5%的样子。所以说这个规模确实非常之大的,基本上是传统经济危机的两倍之多。
 
第二个特征就是回复的非常的慢,为什么会出现经济的恢复呢?其实我们不如想想这个概念吧,就是叫做成长萧条期,也就是如果说一个国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发展率是比平均发展率更低的话,这就叫做成长式萧条了,现在美国就在成长式萧条当中,这个时期当中,当然虽然说它发展,但是和整个平均的发展趋势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低于平均的发展趋势。
 
第三点,则是这个金融危机的特征和其他金融危机是不一样的。在绝大部分的金融危机当中,都不像本次金融危机一样,本次金融危机是由投资的减缓而引起的,我们发现投资是大幅度的下滑,在其他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发现投资并没有如此大幅度的下滑,在曾经的一个杂志上面就有出版或者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金融危机当中,消费没有下滑,但是在本次金融危机当中消费确实在不断的下滑,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在金融危机当中,技术其实并没有下滑,可能一开始在2008年的时候,有所减缓的趋势,但是很快就又开始恢复了。
 
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现象呢?我之前就跟大家说到了宏观经济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宏观经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未来的经济活力。其实我们都是以量化的方法来审视宏观经济的,所以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尽可能的把我们的理论用来解释金融危机,比如说在2008年的时候发现美国的债务GDP率开始大幅度的上升,为什么会上升呢?因为他们收入降低,在金融危机当中刺激计划,还有暂时的税收减税计划,这些就使得整个政府的债务在GDP当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且这会为长期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在未来婴儿潮的人会大量的,我们都知道婴儿潮时期的人都是非常富裕的一群人,当他们退休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将会带来更多的财政赤字。
 
因此,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很多的商业,或者很多的公司会怀疑到底什么人会付这些婴儿潮退休人的退休金呢?所以说整个政府可能要做的就是一定会加重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因此,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如果在2008年各个公司开始非常担心2013年或者是未来的十年,他们非常的担心自己的个人所得税将会影响自己的生意,因此,我们也做了一个重新的计算,也就是说到底会征多少的税,因此我们就把这些考虑进去了,放在了我们的建模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模式就告诉我们,这是其中的一个变量,就是投资,投资将会大幅下滑,基本上是100%的下滑,在我们的整个下滑当中投资是占的比例是最重的。而且整个经济的发展或者是恢复也是非常的慢的。这是2011年的时候,我所做的预测,那是三年之前的预测了。
 
我们发现这个预测在现在依然是成立的。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世界当前的一个特征。这也代表着整个劳动力输入下滑14%到15%,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了。这是唯一的一个我们所非常了解的模式的特征,也就是我们发现在投资下滑的时候,消费也有所下滑,当然下滑的幅度较低。不见得他们有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发现即便是投资和消费都有所下滑,技术却没有下滑。因此,这就能够明确的说明为什么一个透明的,未来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未来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之前爱尔兰就向我们显示出来了一个无确定性的未来是多么的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个长期的发展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之前我已经给大家说了,由于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曲线已经接近了估值,虽然说GDP上升2%,但是这是不够的,如果说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到平均值的话,我们至少还要保持3%到4%的增长率才行。我们都知道政策的一致性非常的重要,因为一致的政策一定是透明的,而且在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能够看清未来,并且也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原创。
 
当然,一致性的政策并不是一个充足条件。之前我们都知道叫做对最高级的政策,政府政策,当然都可以变成经济政策,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外界人作为一个业内人可能会不同意,就是我作为一个外来人,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在不断的发展,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实中国应当拥有更加一致性的政策才符合本国的意义,但是我也会说政策从长期来讲,中国的长期政策显得并不是太理想,当然我也想要说,我并没有非常仔细研究中国的政策,我三年之前和一位先生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当然也发表在了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杂志上面。这个杂志也是整个经济学当中非常权威的一个杂志,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论,我们当然整合一些理论,一些实践,一些数据等等,这篇文章就显示了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结论,当然这篇文章也涉足了很多关于中国机构的知识,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或者是国家控制的银行,因此这些银行都非常的愿意为国有企业融资。
 
因此,这些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激励来促进技术的发展,而且技术发展的水平也达不到理想的水平,在几年之前,这些公司也非常容易得到非常好的人才,而且基本上不需要创新他们也能够获得大量的利润。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正在发展的经济体来讲,真正的经济成长的驱动力一定是Z,就是技术,也就是说,我们任何的一个政策都必须要促进企业家的发展,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而企业家精神主要是来自于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才有新的理念,并且能够把理念转化成为行动和技术,但是现在我们中国的银行以及金融环境,好像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根本得不到来自于银行的投资。而且也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来把自己的理念转化成为成熟的技术。当然,这些银行可能会更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不是知识密集型企业,所以这将会是对于未来的发展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因此,我觉得我认为就是私有银行企业在中国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能够使得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不然的话美国的这种经济滞缓将会发生在中国。虽然说现在整个经济的滞缓很难找到确切的原因,但是我知道国有银行的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最后这个例子显示了整个银行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最后的一张图吧,这张图展示了两个国家在同样的1981年的时候作为起点的情况,然后这两个国家最后日后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同这两个国家的银行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可以看到智利和墨西哥两国,蓝色的是智利,红色的是墨西哥,这两国的表现是发生了如此大的差异,在智利,智利的银行占据了储蓄的50%,可以说当政府进入的时候,政府就决定了长期看来哪些银行是有活力的,那么剩下的这些没有被认为是非常有健康的银行,就被很快的去私有化了,在两到三年期间就实现了。那么这创造了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可以说在最初这两国的情况比较的接近,那么在最初的两年,将近出现了20%的下降,这是非常大的下降,但是在很快在经历了私有化,在经历了市场利率自由化的时候,在经历了更多私有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智利,它的银行,它的金融行业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了。
 
那么在墨西哥这些官僚们,他们想要避免付出短期的一些必要的镇痛,而选择了这个短期的利益,最后就使得这些大的国企,大的已经是非常有盛誉的一些大的企业,来获得更多的贷款和融资,最后可以看到两国的结果。那么在十多年之后,墨西哥才决定要把这些银行私有化,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由于这样决策上的失误,那么它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并没有实现太大的进展,还是维持在比80年略高的水平上。
 
那么今天也有一些总结来呈现给大家,有一些是同在过去的一些年发生的情况相关的,可以说在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情况是有很大不同的,大家经常想知道的就是情况是不是很快就能够好转呢?我并不是非常确信这一点,因为在充满了政策不确定性的市场当中,我看不到任何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不确定性已经被消除了,那么作为一种结果,可以说很多国家所采取的策略,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他们的政策仍然还是具有延迟性的,仍然还是需要引入更多的透明度,这样的话在未来才能有所发展,我并不确定这种透明度将来自何方,但是我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很多像意大利,像西班牙,像葡萄牙这样的国家,还要去继续下去,不做任何改进的话,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的增长缓慢将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正如我所提到,我主要的一些观点,那就是要衡量好长期和短期,当然世界上仍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的本质就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不需要额外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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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1943年)挪威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挪威,1968年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1973年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以及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里兰储备银行的副研究员。基德兰德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劳动经济学。目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给博士生开设《高级经济分析》,为本科生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定量经济分析》。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独创性的研究,分析了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问题,不仅改变了经济研究,还对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传统上的经济研究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需求方面造成的。
 
因在“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于200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要学术研究和贡献
 
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
 
最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决策,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又会导致政策的失灵,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进行修改,而修改的结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减少失业的不二法门是执行高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往往会制定导致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他们特别提到了经济决策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时间一致性问题。
 
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核心是:经过千挑万选,一项经济政策终于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会影响家庭和公司对政策的预期,当这些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被政策制定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对他们的决定做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 标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目标不同所致,毋宁说是不同时间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不同所致。
 
时间一致性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于解决失业无补。
 
商业周期与经济政策的新理论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对商业周期推动力的分析。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商业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为拓宽商业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础。
 
商业周期: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又影响商业周期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当作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发展是其推动力;商业周期被认为是由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总供给的某些要素导致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
 
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这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代表性文章
 
2001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家庭生产与建筑时机的结合》;
  
2000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货币总量与产出》;
  
1999年发表于《经济动态评论》上的《内生货币供给与经济周期》;
 
1995年发表于《经济史探索》上的《作为规则的金本位》;
  
199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贸易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动态关系:J曲线?》;
 
199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国际实际经济周期》;
 
1988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的《跨时偏好与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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