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家通过欧盟反倾销核查打入国际市场的打火机企业在2014年7月全部停工，曾经温州规模最大的打火机企业，在给最后数十名工人发赔偿金时都捉襟见肘。
这家公司名为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实业”），2002年，董事李中坚作为惟一一位中国打火机企业代表，在首届欧中反倾销论坛应诉国际反倾销调查，成为温州打火机打赢反倾销第一案。
李中坚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因为酷似年轻时的邓小平而成为圈内小有名气的邓小平特型演员。为了做好特型演员，李中坚开始阅读邓小平的生平事迹，还学习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七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李中坚说，“自己首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是个业余演员”。
如今，李中坚关闭东方实业有很多无奈。不过，对于众多的温州中小企业来说，在实业和资本间的辗转，可能仍然会在揣测和试探中不断进行。
狂热的投资
“二十多年辛苦经营，最后还是关掉了。”8月19日，温州正下着暴雨，坐在经济观察报记者对面的李中坚，一边说一边从裤兜里摸出一个设计独特且精致的打火机。这种大陆生产的金属打火机曾经打败了日本、中国台湾等数家同行，让中国占领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七成以上的份额，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温州制造”。
曾经拥有四千多家打火机企业的温州，现在只剩不到一百家。刚刚全面停工的东方实业事实上已经“硬扛”了三年，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知情人士透露，“（东方实业）在两年前就打算宣布破产，但政府不希望他倒，他（李中坚）为了不倒掉已经多亏了两千万”。
不光是李中坚的东方打火机，正在经受暴雨洗礼的是整个温州民营企业。上述业内人士称，“温州有80%的民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问题。”尽管这一数据并未得到官方证实，“硬扛”却也是企业家们心照不宣的秘密。经济观察报记者走访的多家当地大型企业负责人都感到，今年开始危机已经从小微企业扩散到较大的企业。
“相对大的企业本身的能力，和政府、银行的关系都更好一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都忍着或撑着，现在也有些撑不下去了，这个影响更大。”温州烟具协会会长黄发静告诉经济观察报。
境遇艰难的温州企业，在五年前刚刚经历过一段资金充裕的美妙时光。也正是这一段时光，为今天的危局埋下了伏笔。
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投资“刺激”，地方银行开始积极联系企业提供贷款。
“财务成本从以前的5%左右到现在的10%，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产品价格却往下走，做实业的利润越来越低了，”李中坚说，“当时贷款很容易，钱那么好拿，当然都去拿钱了。”
随着实业的利润日渐微薄，温州民营企业纷纷将资金开始投向回报率更高的领域，比如房地产。
李中坚把钱投向了位于江苏的一个别墅项目，如今仍有20%在售，李中坚想要在朋友圈中推销自己的别墅已经不容易了，“比如说别墅500万，过去的人有300万就想买，现在是没有2000万他不买。现在手头两千万现金的人比较少。”李中坚自己也很清楚，想要通过别墅回款周转资金难度较大，“而且未来房产税如何收也不确定。”他说。
在房价连续下跌34个月之后，温州市政府于今年6月19日试行放开限购政策，但楼市依然趋冷。“温州跌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市场。”作为最值钱的贷款抵押物价值缩水，不仅意味着手里的房产难以找到买家，想要用房产做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也更加困难。“众多中小微企业融资实力与能力也就更差了。”黄发静说。
温州资本追逐的另一个热点是那些获得国家政策扶持的行业，最典型的是新能源。温州成为全国第一批新能源示范城市，争取到了国家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连续数年，温州下发了一系列支持清洁能源的文件，通过给予分布式光伏项目五年补贴的方式吸引企业投资。
浙江信泰集团便是这期间的明星企业，从1980年开始做眼镜生意的胡福林将浙江信泰集团打理成眼镜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为了扩大企业规模，随后转向新能源行业并连续加大投入。2008年先后建立四座太阳能工厂，2011年由于投资规模过大、面过广，企业资金链断裂。
以服装为主业的庄吉集团也尝试了多元化经营，涉足房地产、造船业、矿业等领域，最终也陷入资金困局，被济宁如意投资有限公司接手。
政府关于“转型升级”的口号一度成为这些前进的号角，身陷资金困局后才隐约觉得当年对投资的理解可能有误。“大家拿到钱之后都去投资房地产、煤矿、太阳能，把转型理解成转行，再加上实体经济难做，企业一哄而上挤进资本密集型领域，完全丢掉了风险意识。”黄发静表示，“跨行业经营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政策支持的产业不一定是有市场的产业。”
危险的担保链
“这么多钱投在房地产、煤矿，整个运转期最起码有三到五年，政策两年不到就变了，还有当时那么高的利息，资金肯定会断。”李中坚说。“短贷长投”的温商们，遇到了金融危机后币政策的一次“急刹”，这场投资热潮也被浇了盆冷水。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央行连续十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温州市金融办近期对温州地区382个监测点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从融资用途来看，2014年7月监测数据中，用于投资、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比重分别为 0.63%、37.94%、61.43%，投资环比下降0.66个百分点，生产经营环比下降6.07个百分点，资金周转环比上升6.73个百分点。
感到压力的还有银行，为降低不良贷款率，地方银行通过互联互保的方式提供贷款。即便运营良好、未曾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一旦陷入担保链，也将成为危险企业的买单人。温州官方数据显示，温州市今年一季度市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率为4.66%，在全国属于高位，而在2011年6月末，温州不良贷款率仅为0.37%。
然而，为了拿到更多贷款，温州几乎所有企业都陷在担保关系中。温州市金融办的7月监测数据显示，通过保证（含担保）、信用、抵（质）押方式融资的比重分别为 77.67%、13.22%和9.11%。
面对不良资产的压力，银行通过法院拍卖企业不动产以对冲不良贷款。“拍卖掉的不是一个厂房而是一个企业啊！”黄发静告诉经济观察报，“我亲身经历过两年多，身边这么多人天天在倒霉”。
与黄发静有业务往来的一家皮革企业厂房被法院拍卖后，作为债权人的他拿到不足二十万，仅为债务的百分之十，“法院拍卖不动产后，首先都是先偿还银行的贷款，剩下有多余的分给我们这些债权人”。
当初在危急时刻企业间的担保互助却成了相互拖累的负担。如今提起温州商人，会被更多地与“民间借贷”、“经济危机”、“跑路”联系在一起。
“不比以前，现在在外温州人的融资贷款也受影响。一时贪婪，贷了太多钱，又没有投向实业，头脑发热，没有风险意识，盲从政府口号，追求多元化经营”，黄发静回想起五年前企业家们的状态有些后怕，“有一百万，就敢贷一千万，钱多到一定程度就后患无穷。”
帮扶政策
“现在企业最需要的就是化解贷款问题。”黄发静说。为避免银行抽贷、停贷引发企业资金链危机，温州市政府用财政出资，设立规模为10亿元的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帮助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维持银行信贷和资金周转。
温州当地企业庄吉集团因涉足造船业在2012年爆发资金链危机时，温州相关部门做出了《关于庄吉企业的帮扶情况》要求各方给予支持，政府部门率先提供应急转贷专项资金以挽救危机，最终曾经的服装业巨头庄吉集团弃船易手。
但更多的企业还是依靠“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温州有40多万家企业，银行贷款满足的10%都不到，银行贷不到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当地业内人士称，“但这又没有一个部门监管，不出问题才怪。”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在201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有高达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市场。温州官方文件也表明，当地民间借贷规模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现在都在还银行的贷款，私人的钱就很难还了。”黄发静说。
温州市政府为了这些纳税大户们也在努力协调，实行联络员制度，安排政府官员担任联络员，定期走访所负责的企业，了解实际困难，给予一对一的帮助。
“企业在办事上遇到困难，比如审批之类，之前批不下来或者难批的问题，政府派来的联络组会帮忙处理掉。”李中坚说，“但是他们来，只能帮着解决政府造成的问题，有的难关攻克不了的，比如说银行抽资，两条线上的，政府管不了。”
今年3月，温州市开始实施《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随后，温州市政府在4月又发布了《关于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同进共退”帮扶企业的实施意见》，把帮扶企业按条件分为两类，并对企业、银行、政府三方都做出要求，以期共度难关。
当地业内人士透露，温州市政府经信部和金融办已多次召集银行负责人召开协调会议，期望金融机构对地方企业的帮助有所行动。
温州市政府金融办将负责考核“帮扶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依此对金融机构入驻温州提出审核意见。据了解，温州市金融办仅为地方政府下辖的一个办公室，负责协调配合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的监管工作。
2012年，温州成为中国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金融改革被业内认为是帮助温州企业摆脱资金困局的重要举措。
近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王毅“空降”温州出任副市长，分管金融工作。上述业内人士称，“第一次空降央行司局级领导足以说明中央对温州金改的重视，下一步在个人资本海外投资、利率市场化率先试点方面可能有所突破，目前温州民营银行已经破冰，未来可能会扩大试点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