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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称中国经济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

 尽管中国三季度数据显示经济企稳回升,但在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看来也只是短期向好,因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减半,过去依靠发达国家繁荣拉动外需的局面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
 
 
他在北京大学的一个会议上指出,形势变化带来两方面困局,一是企业和地方政府要应对成本、债务、产能是三块“石头”,二是从整体结构看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不匹配问题突出。而应对这个困局的一个可能方向就是面向新兴市场进行对外投资。
 
 
"中国不能完全靠内源式发展,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离不开有针对性的扩大开放。这个过程需要的策略调整,除了简化审批和金融支持,还要在相关人才培养方面跟进。”周其仁称。
 
 
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速已从2007年二季度的15%降到今年二季度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高到7.8%。虽然短期 “企稳向好”,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减半。其中结构调整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然而经济增速下行也使企业承担巨大压力。
 
 
他分析称,把中国经济增速拉下来的原因有三个,包括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中国外需乏力,第二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为调控经济过热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第三是真实利率发生变化使企业面临困难。
 
 
而经济增速趋缓使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水落石出”的局面。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有三块:第一块是随收入增长不断上升的成本,第二块是债务压力,第三块就是“产能过剩”。
 
 
“高速增长下行后,原来支持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现在变成大问题。然而真正清理过剩产能并不容易:将工厂关掉,一些工人就没有工作;数量过多对经济、社会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如何看待过剩产能,实质是如何看待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的问题。”周其仁称。
 
 
他指出,与中国经济体量相比,中国制造业产能巨大,远超中国自身市场吸纳能力。中国制造业产能附加值占全球20%,出口占全球11.1%,国内GDP占全球11.5%。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产能巨大,“卖的能力”和国内“消化能力”严重不匹配。
 
 
他进一步分析称,目前外需乏力,同时也很难指望内需完全替代降低的外需。因中国很多产能一开始就不是为内需而生,尤其是多年来扭曲的汇率机制导致国内外相对价格信号出现很大误差,使国内生产者产生错误价格预期,布下过多产能,这些产能很难仅靠内需消化。
 
 
其次,不少地方、企业面临“三块石头”的挤压,成本压力、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需要时间来消化,不可能迅速恢复高速增长。第三,寄予较大希望的城市化不会马上刺激内需。
 
 
“城镇化首先是体制机制问题,不把这些调整好,到处建新城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最后,改革释放红利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越留在后面的,改革难度越大,要改出效果需要时间。”
 
 
周其仁指出,尽管中国内需已经保持高速增长,然而要寄希望于内需达到全球20%,与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匹配非常困难。在这种局面下看短期经济问题,中国继续开放非常重要,尤其要增强对外开放的针对性。
 
 
中国9月出口同比下降0.3%,当月进口同比增长7.4%。9月贸易顺差为152亿美元。
 
 
 
**中国原有开放模式受到挑战**
 
 
周其仁表示,从建立特区到现在,中国的开放基本上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而发达国家有购买力现成以及商业通道现成等特点,但以2007年的危机为拐点,发达经济体成熟的购买力、成熟的设施、成熟的体系遇到了全球化以来的一次大冲击。尽管这套体系还很成熟,但是吸收新增流量的能力下降了。中国过去的开放模式目前遇到挑战。
 
 
尽管如此,他认为,中国的继续开放还有潜力,首先进口还有很大的潜力。随着汇率扭曲局面的改观,人民币较快升值,中国的旅游、境外活动、对外投资迅速升温。中国在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方面有很大潜力。
 
 
而另一个潜力就是以中国企业面向新兴市场扩张带动国内生产能力面临新机遇。2007年发达国家遇到重大挫折后,全球经济体量份额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兴市场经济总量占比从15.4%上升到29.7%,G7国家从65.4%收缩到47.3%。
 
 
他分析指出,中国的产能原来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市场能慢慢恢复,中国企业应对起来自然是熟门熟路。然而发达国家可能陷入低速增长“新常态”,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份额正在快速增大,“如果我们抓住新兴市场会有大机会。”
 
 
他认为,中国有生产能力,然而相应市场能力是薄弱环节。对新兴市场国家了解少、销售能力差。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很大区别是没有现成购买力,但是有潜在购买力;没有现成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很好的信用与服务体系,但是有改善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的机会。
 
 
周其仁教授指出,在全球化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华为HWT.UL、联想(0992.HK: 行情)、海尔(600690.SS: 行情)都开始成为诞生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在东盟、中亚、东欧和非洲等地,可看到一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不仅仅购买资源,而且介入当地的投资和建设,出现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新苗头。
 


他认为,微观上看,不少企业已经有面向新兴市场的动向,但仍需要两方面政策支持,一是简化审批,二是金融支持。金融支持要与产业结合,要为中国产能开拓海外市场提供金融支持。
 
 
“果政策对这两方面进行支持,中国开放也将出现“升级版”,并以此支持经济转型和升级。”周其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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