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宏调系列评论之三十七
新政府决意深化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以宏观金融作为优先领域之一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上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废除货币金本位制，开启全球范围的纸币时代。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纸币制度，彻底解决了因为货币流通量不足可能带来经济收缩的困难，然而也打开通胀困扰挥之不去的潘多拉魔盒。
依据英文词源学，通货膨胀（inflation）指流通中货币数量过多导致的物价上涨。通胀本质是货币过多，然而直接度量适度的货币量有困难，于是利用各种物价的上涨观察。通胀既可表现为如消费物价指数等流量意义上的物价上涨，也可能表现为房地产等存量意义上的资产价格飙升，价格管制体制下还可能通过短缺度提升等非价格方式表现。
人民币也是一种纸币制度，同样会面临通胀挑战。不过，在不同体制环境与发展环境下，通胀发生机制因时而异。从通胀史的角度看，中国晚近十年通胀的表现、成因、治理手段呈现出系统性特点。
计划体制下，行政系统掌控物价，资产交易几近绝迹，即便货币大幅扩张与供求关系紧缺失衡，可观察的物价上升仍较有限，表现为“隐藏型通胀”。如1958年-1960年中国信贷扩张分别为76%、63% 和21%，然而消费物价仅在1961年飙升到16%，其余年份都波澜不惊。
改革开放时期发生多次通胀。第一波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0年消费物价上升7.5%。当时决策层计划修建120个大型项目，1978年项目进口、货币信贷以及财政赤字等快速增长派生通胀。1979年政府转而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1981年GDP和固定投资增长率分别下降到5.2% 和5.5%，1982年和1983年CPI分别降到2.5%和2.0%。
第二轮通胀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4年后通胀压力再起，决策层很快应对治理。然而1986年初部分宏观指标降幅较大促使政策转向，随后近两年反通胀措施不够果断有力。通胀环境下官方于1988年8月宣传价格改革“闯关”，引发商店抢购和银行挤兑。针对形势变化，决策层暂停价改转而着手治理通胀，并在1989年-1990年较快取得成效，不过也承担了经济增速滑坡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开启改革发展新阶段。然而，随着投资与信贷过快扩张，1992年-1994年出现新一轮严重通胀压力，1994年消费物价涨幅达24.1%。1993年6月决策层出台实施十六条紧缩措施，并在随后两年制服通胀。这次治理通胀有一个明显优点，就是同时推出财政、金融、汇率综合改革，把短期宏调与深层改革较好结合起来。
进入新世纪不久，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开放景气。由于本币实际升值，用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速空前提升，2000年-2012年间用美元衡量人均GDP从约1000美元上升到6000多美元。中国第一次在大宗商品、资本形成、工业生产、总需求和国际贸易等指标上成为对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增量贡献国。新时期通胀也展现新形态。
突出特点在于通胀同时表现为流量物价指数间歇性上涨与资产价格飙升。月度CPI同比增长率2004年三季度以及2010年末超过5%，2008年一季度超过8%。晚近十年一半年份的GDP平减指数增幅在6.7%-7.8%的较高位波动。通胀压力更是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例如上证指数曾经从2006年初的1300点飙升到2007年10月的6250点，商品房平均价格水平则在晚近十年数倍增长。
货币扩张机制出现新变化。早年央行资产负债表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扩张并转换为通胀压力。一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二是银行再贷款：国企退出机制改革前国有银行救助国企，央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引入通胀压力。新时期外汇储备超量积累成为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大和流动性扩张的最重要单个因素。2003年-2012年广义货币增长2.3倍，央行总资产增长2.75倍，外汇储备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从54.3%升到71.7%。
新环境下宏调政策手段更趋多样化。本专栏早先讨论过，除去常规货币与财政工具之外，包括部门投资管制、利率上下限、土地数量控制、限制购房等部门干预与数量控制手段也在宏调中大行其道。在通胀较突出的时期，决策层还把暂停建设用地供给、冻结物价、查处大案等作为宏调手段。
多样化调控作为权宜性手段对维系宏观大体稳定有积极意义，然而也会反转支持与固化深层体制不合理因素，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完善。宏调模式是经济运行短期调节与长期机制频繁交汇互动的关键环节，新政府决意深化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以宏观金融作为优先领域之一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