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个人的读书会”推荐一本书，《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
推荐理由：（1）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全球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学者都关心的核心问题，而本书的作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在上述三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2）在面对“华盛顿共识”和“中国模式”两个极端时，作者反思了经济理论和政策，提供了一个符合现实的调和理论；（3）本书将经济理论与政策结合起来，论述简单明了，案例丰富生动，很适合政府官员和学者阅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沟通。
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甚至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走向。粗略地说，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前，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那就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和反对政府干预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崛起之后，经济学家普遍同意，现实的经济体都是市场经济和政府管制结合的混合经济体（例如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教科书）。最重要的是，所有研究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民主（或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单调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成功案例，导致政体与增长的关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困惑之一。一个例证是，当今全球最火爆的经济学家、MIT经济学教授Acemoglu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其普及作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因为无法对此提供解释而遭致普遍的批评。
在这一背景下，罗德里克教授的专著其实就是想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现象与新古典经济学“违背”的“悖论”提供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
罗德里克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既不同意“华盛顿共识”的精确处方，也不同意“特殊国情论”。他提出的第一个解释是，经济理论和政策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本质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产权保护、法治、市场竞争、去国有化等核心理念仍然是正确的，这些基本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请注意，实现这些基本原则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却不是唯一的。以中国为例，虽然中国没有象发达国家那样全面地保护私有产权，但是对集体产权、国有产权的保护是比较全面的，这催生了公私结合的、“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总体经济增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取名为“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这种折中主义可能会让欧美主流经济学略感欣慰，但是却让喜欢偏执于一端的经济学家们失去了自己理论的个性。
罗德里克不想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消极无为者，他与合作者提供了一套“增长诊断”分析框架。其做法是，对所有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类，然后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因素，然后提出针对这些因素的解决方案，最后将解决方案制度化。这是一种“决策树”的做法，有利于政策制定者明了改革的先后次序和实施步骤。中国目前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许多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一方法可能对中国改革寻找突破口有所启发。林毅夫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也借鉴了这一方法，不过讽刺的是，罗德里克并不同意林毅夫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何？
罗德里克不认为“产业政策已死”，因为转型经济都存在信息外部性和协调外部性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出面去解决，这就给产业政策留下了操作空间。但是，产业政策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战略就是唯一正确的发展战略。（在上一篇读书笔记里，我提到基于绝对优势的规模经济也是发展战略之一，链接http://doctornie.blog.sohu.com/280403582.html。）他举例说，台湾地区和韩国处于同一收入水平，但是前者选择自行车产业作为出口替代战略，而后者选择了微波炉产业作为出口替代战略，这与比较优势无关。特别是，他引用安布斯和瓦兹阿格发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的研究成果证明，全世界的穷国在变成富国时，产业集中度都是下降的，这不可能是选择比较优势的产业专业化战略所能解释的。
有意思的是，罗德里克区分了启动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两个阶段。他认为，启动经济增长其实比较简单，只要做对了一两件事情就够了。但是，维持经济增长则需要多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是的，对于一个长期处于低增长的经济体来说，只要释放了其中一两个环节的增长约束，经济就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增长，这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但是，如果要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必须建立稳定的制度。一句话概括，短期增长靠政策，长期增长靠制度！
本书通俗易懂，这导致严肃的学者可能会认为它并没有对作者提出的“大而化之”的分析框架提供严谨的证明，但这并不重要。我倒是认为，本书的长处是涉及了全球的增长现象，也提供了全球的案例，但是对其中重要的案例并没有深入的分析。例如，作者谈到了中国乡镇企业这一制度创新，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及，乡镇企业的历史基础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也没有提到如今“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现象已经消失了，因为“模糊产权”终究无法提供有效的激励，而保护私人投资的完善产权制度却仍然没有出现，反而加剧了“政企合谋”（聂辉华，2013），从而出现了生产安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恶性竞争等诸多乱象。
最后，我想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谁要是不理解中国，或者没有来过中国，要推进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或者制度经济学，那都是不可能的。Acemoglu什么时候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