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宏调系列之四十七
追赶国、发达国与资源国互动，揭示新世纪初年全球经济运行与格局演变重要特征
如果把金融危机前后世界经济运行看作一台戏，主角则由三类经济体扮演，分别是追赶国、发达国与资源国。他们的互动关系决定了这场大戏的基本剧情。
第一类经济体就是中国为主的经济追赶国家。经济发展是产业技术结构演进与人均收入提升的过程，经济追赶集中表现为可贸易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发达参照国的收敛过程。当代全球经济格局动态演变的“第一推动力”，应是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变迁所推动实现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
估测结果显示，2002年至2012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3倍多，美国同期同一指标约增长近70%，中国相对追赶幅度为1.7倍以上。考虑实际汇率升值因素，用美元衡量增长率相对追赶速度幅度约为3.3倍。换言之，以2002年用美元衡量中国相对美国生产率水平为100，该指数2012年上升到430。这一指标对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相对追赶速度还要略高一些。
一国生产率追赶外部影响大小取决于追赶国的相对规模。起初中国经济总量规模较小对世界经济影响不明显，晚近十年随着经济体量增大对全球经济格局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塑作用，为理解当代全球经济“新三国”格局提供了一条简明清晰的观察线索。
中国经济追赶是大国工业化进程。随着中国工业结构演进与整体效率提升，不同部门在开放市场机制驱动下实现进口替代，并成为出口部门。同时工业化持续推进与提升，仍需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档次更高端与知识更密集的资本品。
由此派生发达经济体作为第二类主角的基本定位：美欧国家从中国进口数量越来越多与档次逐步提升的消费性与资本性制成品，同时向中国大量出口技术与知识含量更高的资本品。
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2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从2970亿美元增长到1.9482万亿美元，十年增长5.56倍。总量扩张伴随结构演进。如纺织品出口从578.5亿美元增长到2460.4亿美元，占出口总值比例从2002年17.8%下降到2012年12%。同期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从1159.2亿美元增长到9715.8亿美元，占比从35.6%上升到47.4%。
美欧发达国家既是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同时也向中国出口较为高端的工业制成品。如去年中国分别从欧盟和美国进口313亿美元和159亿美元“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比2002年的28.5亿美元和26.1亿美元进口额分别增长10倍和5.1倍，2012年中国对欧美在这一项目上分别发生73亿美元和26亿美元入超。
经济追赶通过城市化拓展实现。大国城市化再造现代经济的“骨骼系统”，伴随对能源、金属矿等资源产品巨大密集需求。2012年中国钢、铜、铝和原油消费量，分别为6.7亿吨、884万吨、2024万吨和1003万桶/天。此前十年上述金属原料消费增长对全球消费增量贡献率在八九成以上，对石油增量贡献率也近五成。全球化环境为中国通过进口满足较大部分资源需求提供现实解决方案。如2002年中国铁矿石、铜精矿和原油进口分别为1.12亿吨、207万吨和6941万吨，2012年分别增长到7.44亿吨、783万吨和2.71亿吨。
由此派生资源供应国作为第三类角色的重要地位。资源出口满足中国城市化高潮阶段海量资源需求，同时给这类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如商品景气在2001年至2010年间给能源出口大国俄罗斯带来1万多亿美元额外收入，相当于其1998年用美元衡量GDP的3.68倍，俄罗斯2006年提前偿还1998年曾将其拖入危机的绝大部分外债，还拥有4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
追赶国、发达国与资源国的“新三国”互动，揭示了新世纪初年全球经济运行与格局演变的最重要特征。“新三国”都是赢家，然而具体地位各不同。追赶国最有能动性，本质上代表变革推动力量。发达国在高端资本品供给与技术前沿具有主导性，其国内市场与消费能力对短期经济增长举足轻重。资源国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并获得全新发展机遇，不过也会面临“荷兰病”困难。
历史演化不可能都是玫瑰色，“新三国”机制自有内在矛盾。发达国对追赶国的忧虑防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改变贸易条件的福利影响，全球格局演变与原有治理架构的抵牾失调，使新世纪全球化面临多重挑战。更无可回避的是，美国财金纪律松弛与金融监管缺失，与“新三国”互动产生的全球范围超常规模储蓄冲击相结合诱发美国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原有运行模式亮出黄牌，呼吁国际社会为完善未来全球化机制做出新的反思与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