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龚六堂认为，现阶段收入分配中税收偏高，亟须改革税制
【核心观点】
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中，政府征税还是太高，且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中国亟须改革税制，将税权收归全国人大。
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难点在于国企和民企的互不信任，要解决信任难题，关键在于加强立法，落实产权保护。
老百姓收入占比下降不应该
新京报：4月30日，国务院宣布，建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你怎么评价这个制度安排？
龚六堂：从2003年开始提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到2013年改革纲要才出来，但细则一直未出台。此次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总比不成立好，说明现在开始正式启动改革了。
新京报：你认为这个机构能起到多大作用？
龚六堂：收入分配改革中，容易的部分已经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要进入攻坚战了，要动既得利益群体的蛋糕。可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最高已达6倍。我认为成立这样一个会议制度，有总比没有好。对于它的作用，将拭目以待。
新京报：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难题是什么？
龚六堂：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我们老百姓收入占GDP的比重，最近才上升到35%，发达国家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60%-70%，美国大概是80%。总体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还不高。政府税收增长比这要快，老百姓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这是不应该的。
新京报：你在十多年前就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呼吁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对这些年改革的进展是否满意？
龚六堂：政府的税目前还是收得太高了，2013年政府税收占比22.7%左右，按这个水平而言，是不多的，但按全口径统计，把各地的土地出让金等税外收入都加上去，就会达到33%至36%，这个比例和工业化国家相比，就显得太高了。所以现在的核心是政府要减税。从结构上、总量上减税。
新京报：从这十年来看，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问题在哪里？
龚六堂：GDP分配中，有个首次分配，首次分配主要是在政府、企业、个人间分配。如果政府和企业在首次分配中占比过大，个人的收入就会少。从1997年开始，个人收入在首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按常理而言，在经济发展中，资本的重要性应该是越来越低，劳动力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而我们现在正好是相反的。这就要反思，在初次分配中，政府拿的是不是太多了。
新京报：中国各种隐形收入分配不公也加剧了这种差距。
龚六堂：正常的收入分配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分，但在我们的分配体系中，还有一部分是灰色收入，这些收入是没有计入统计数据，未进入分配体系的。有预测称目前灰色收入占GDP比重是4%到12%。这样一来，进入正常分配体系的份额就更少。灰色收入又都是掌权者或有钱人获得的。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分配不公。
新京报：你前面提到，“政府拿的是不是太多了”。中国各级政府征税的权力挺大的。这似乎是一个难题。
龚六堂：这就要制衡，办法是完善我们的财税体制，把我们的税制厘清，找到GDP增速低于政府财政增速的原因。
我们的税收有重复征税的环节。重复征税后，征税成本也高。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根本不清楚对老百姓征收了多少税，哪些环节多征了税。
新京报：政府都弄不清究竟对老百姓征了多少税？
龚六堂：这主要是税收体制上出了问题。本来征税是要经过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但目前的状况是多部门都有权制定征税条例，这就会政出多门，出现重复征税。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将税权收归全国人大，这是解决税收问题的关键。
要努力降低基尼系数
新京报：事实上，政府减税对经济是有好处的。现在似乎决策层很多人接受了这一点。
龚六堂：虽然在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对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拉动。长远来看，减税可以增加老百姓的个人收入，刺激消费，提振经济。所以本届政府在减税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现在积极推动“营改增”，给小微企业免税，减税的步伐在加快。
新京报：去年中国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纲要，纲要的核心是强化社会保障体系、调整个人所得税以及要求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等。你怎么评价这个改革方案？
龚六堂：税负多少算合理，并无定论。很多发达国家征税比例很高。关键问题是钱收了，要怎么花。
税收怎么花老百姓高兴呢？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领域，可以说，政府花多少都不为过。在发达国家，这些公共领域支出一般占财政收入50%。在我国，2012年教育支出占到4%，但在医疗、社保领域，支出还不够。
新京报：对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计量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后来的研究又认为不平等不利经济增长。现在的研究，普遍接受的结论是什么？
龚六堂：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和国民经济呈现倒U形的关系。在收入差距小的时候，收入分配不平等，起激励作用。但是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差距扩大，也就是基尼系数扩大，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是有害的。
我们刚实行改革开放时，基尼系数是0.15，那时候几乎是完全平等的。但大锅饭，没有积极性。当时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收入分配上有差距，这样可以提高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基尼系数过高了，一定要努力去降低它，否则是要出问题的。
新京报：这个倒U形结构，具体到哪一点开始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有害？
龚六堂：具体到一个国家来说，在倒U形的模型上，U点是各不相同的。U点就是基尼系数到某一点后，老百姓没有幸福感。测算显示，欧洲是0.43，美国是0.41，当到这个水平时，人民的幸福感降低，中国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但是我估计是在0.5左右。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略低于2012年的0.474。一些独立经济学家对上述数据表示质疑，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密歇根大学公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约为0.55，高于美国的0.45。你认为目前我们的基尼系数存在低估吗？
龚六堂：社会上对政府公布的数据争议较大，一方面觉得低了，另一方面怀疑这个系数趋势问题。按政府公布，2008年为0.491、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到2013年是0.473。趋势不断下降，但对公众自身感受而言，是不相信这样的趋势的。
新京报：中国人对收入不平等的趋势还是很敏感的。
龚六堂：我国的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是惊人的。1978年刚改革开放时，几乎是完全平等的，30多年的时间，就拉大到现在这个水平。而相比发达国家，他们的贫富拉大是经过漫长的发展时间。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个人的感受就会变得尤其敏感。
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解决国企和民企互信
新京报：财政部通知，从2014年起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至10%-25%不等。最终这个上缴数字多少合适？
龚六堂：我认为现在上缴的比例还是低了。
国企利润留存是一个历史问题，以前国企发展不好，利润少，甚至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国企发展，上缴的利润占比较少。现在国企发展起来了，留存的利润越来越多。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是民营企业的1.5倍。国企留存的利润，是全国人民的。国企收入应该看作是财政收入。全国人民享有。
新京报：财政部说今年央企上交利润中约有13%将用于社保计划。这个比例还有继续提高的可能吗？
龚六堂：13%还是不够，杯水车薪。社保基金本来是国家的，国企也是国家的，我认为要划拨到30%。
2004年，我让博士生做过研究，测算将国企股份划入社保基金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这对于社会福利是很有利的。划拨股份比上缴利润更好，这样一来，国有企业的股份持有者就变成国资委、社保基金，这比混合所有制改革简单。
新京报：你提到混合所有制。目前似乎很多民营企业家还处在观望状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龚六堂：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我们之前提出的股份制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同股不同权的问题，国企占有的股份少，但却能控制整个企业。这就要求加强产权保护，每一份股份都有相同的权利，这样才能增加国企和民企的信任。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混合所有制落实得怎么样？
龚六堂：混合所有制目前落实得不好，主要是国企和民企之前互相都不信任。国企害怕民企进来，掏空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怎么办，而且还可能将国企吞并。民企担心国企吞并自己的企业，兼并我，控制我。
新京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龚六堂：要想混合所有制发展好，需要解决国企和民企的互信问题。需要加强立法，落实产权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出加强产权保护，但关键在于落实。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创新和发展，未来30年更需要顶层设计。但也有经济学家反对顶层设计，认为中国过去的很多重大改革是民间智慧的合法化、制度化的结果，你怎么看？
龚六堂：现在提出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相结合，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但容易改的东西，已经改革得差不多了。目前的金融、国企改革等这些问题，不是自下而上能改的，这就需要从全局层面，设计出合理的财政体系，这些改革具有系统性。这就需要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研究还在照搬国外模型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大量的问题，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们原创性的研究还不够。
龚六堂：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正规的起步相对晚。现在我们的经济学研究都是模仿、套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还未跳出西方的研究模式。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特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模式。
新京报：现在有一个说法，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谁都跑出来预测经济。媒体还总结过去十年经济学家对房价的预测，发现很多是错误的。怎么看待经济学家的预测问题？
龚六堂：经济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解释经济现象、解读经济政策和预测经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预测。
现在中国缺乏对国家经济预测的系统性研究。报纸上有很多财经时评，老百姓看了以后有种错觉，觉得大家都能预测经济。但是实际上能够对宏观经济有掌握的人很少。
新京报：国内宏观经济的研究问题在哪里？
龚六堂：我们过去的研究是套用国外的模型。但是中国的市场和美国不相同。国外的研究有参考作用，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模型自己的研究。但是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很耗时耗力，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少有人能够耐下心来去研究。
【同题问答】
Q：对2014年的经济、社会运行，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的风险和银行的呆坏账风险也存在。更害怕经济下滑后，又走老路，对经济进行刺激。不过，李克强总理说过不会有大的刺激。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Q：评论认为，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金融市场的改革。
Q：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农业现代化和环保。
Q：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话题？
A：知识分子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就是经邦济世，经济学家参与社会调研，写报告，希望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贡献自己的一点点智慧。 所以我们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感不一定是很大的东西，责任感也可以体现在小的方面，比如敢于承担错误也是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Q：对经济学家，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A：罗伯特•卢卡斯。
■ 人物
数学博士转攻经济学
很难想象，这位著作颇丰的青年经济学家，到博士的第三年，才真正对经济学感兴趣，而在此之前，其一直致力于数学专业。喜欢之后，便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书籍。
博士毕业后，龚六堂作为专家学者到美国做科研工作。这短暂的半年时间，影响了龚六堂的研究方向。
“之前我读了大量的书籍，只是理论掌握了很多，但是到了美国之后，通过交流研究，一下子找到了经济学的感觉，这对于一个学经济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找到感觉之后，我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包括我现在研究的动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等，都是在那时候确定的方向。”
在大多数人看来，经济学是如今中国社会的一门“显学”，知名的经济学者不仅名利双收，还能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这种观点，龚六堂却不以为然。
“经济学研究想影响政策很难。我研究经济问题，是基于自己的兴趣，享受学习的过程。”龚六堂说：“经济学的作用就是解释经济现象、解读政府政策、预测经济。我可以把别人没有看清楚的问题看清楚，自己心里舒服。当然，要是能有影响，那是最好的。”
基于这样的想法，在教学中，龚六堂会让他的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政府的政策报告；或者去基层做社会调查，了解真实的社会。
在采访快结束时，龚六堂的儿子放学后来到他的办公室。龚六堂经常把他带到学院来，“希望光华老师的好习惯能够影响到儿子”。
（龚六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1997年获得武汉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他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公共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