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于6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出席并发表了主题演讲。
由中国经营报和社科院工经所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于6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李扬在演讲中建议解禁商业银行只能贷款不能投资的现状。
李扬表示，真正落实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一战略安排，必须大力发展例如保险等机构投资者，要放开对金融的管制，让资本形成能够自由的展开，充分发挥像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投资性金融机构的作用。鼓励各种创新，就要把债务性资金变成股权性资金，把短期资金变成长期资金，而且要逐步尝试改变商业银行只能贷款不能投资的状况。“大家知道这是我们金融结构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金融体系中最主要的机构是不能做投资的。由于不能投资，所以中国只要说金融活动越发展开，我们的杠杆率就越高，负债率越高，负债率高是这次危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其实我也是算主办方，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会。按照会议要求，我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当前形势。时间有限，不能讲两个这么大的题目，另外一个在我们讲台上，我曾经比较系统的谈过改革，尤其谈过金融改革问题。所以，今天我重点讨论一下当前经济形势。那么，形势问题也很复杂，我主要选择若干我觉得值得关注的要点供大家做一些讨论。
首先，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经济的减速，以及面对这个减速我们需要采取一些稳增长的措施。这个大家讨论的比较多了。当我们说要稳增长的时候，从短期来看，我们从需求的这三个方面要做一些分析。现在很显然，国内的内需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内需在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强的措施之后，在2010年曾经达到非常高的高峰。但是，从那之后，显然内生动力不足，到2013年只有50%的贡献。
那么，外需因为受制于国际环境，同时也受制于我们国内结构调整的速度。所以，外需也不是可依赖的，在前几年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呈负数。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我们不太愿意承认的事实，就是中国经济如果要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刺激，或者用现在的话说进行微刺激，措施只能从投资领域中来思考。
但是，这就遇到一个悖论，中国的增长靠投资，但是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也就是产能过剩，也归因于投资，所以我们存在投资、增长和过剩的悖论。那么，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有人说是改革元年，如果说还是要启动投资这样一个我们用之多年的工具，就必须用改革的姿态来从事投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必须高度警惕，并认真防范那些已被实践反复证明的投资的弊端。所以，用改革的精神讨论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就非常重要。
那么，投什么呢？显然因为经过三十几年的工业化，经过2009年以来的强刺激，凡是商业上有利可图的项目在中国基本上都已经饱和，这些领域也都基本上过剩了。但是，就中国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发展而言，我们有大量的领域还缺很多的项目。比如社会基础设施，比如公共服务领域有大量的短缺。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说把我们投资的重点放在偏向社会和生态建设的这样一些领域中。比如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有利于环保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些领域说起重要性来，谁都不否认，但是社会资本基本上不愿意进入，或者是因为投资的商业可持续性不行，或者是因为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障碍，让他们不得进入。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会感觉到这样一些领域的激励的机制和架构问题。因为在目前的架构下，绝大多数的环保、治污、生态修复活动都视为成本，不能够成为产出，是我们已经创造出的绩效的一个扣除。那么，这样一种架构，当然就会使高耗能污染的产业仍然被很多地方和企业追捧，而治污，治耗能的产业就不能够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谈，但是现在看起来是需要解决了。
第二、解决如何投的问题。在这里所谓如何投，就是说我们资金怎么来筹集。首先，这是中国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高储蓄，因此从宏观上说，从理论上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是不缺资金的。但是，结构上中国的资金是有严重的缺陷的。一、缺乏长期资金。二、缺乏股权性的资金。现在又加上一个缺乏廉价的资金，三大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还要依靠投资，至于投资投哪些领域，我们姑且不论，这个钱怎么来筹集？怎么来应对我们说的缺长钱，缺股权，缺廉价的钱，这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好。
所以，我们必须真正落实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战略安排，必须大力发展例如保险等机构投资者，要放开对金融的管制，让资本形成能够自由的展开，要充分发挥像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投资性金融机构的作用，要鼓励各种创新，与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创新就要把债务性资金变成股权性资金，把短期资金变成长期资金，而且我们要逐步尝试改变商业银行只能贷款不能投资的状况。大家知道这是我们金融结构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金融体系中最主要的机构是不能做投资的。由于不能投资，所以中国只要说金融活动越发展开，我们的杠杆率就越高，负债率越高，负债率高是这次危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同时，还要解决好资金成本过高的问题，后面我还会讲到，显然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第三个解决谁来投的问题，当然这个答案大家都会说，让民营资本投。问题是我们事实上在法律上并没有限制，甚至还是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这个领域，进入那个领域。但是，事实上他们进不去，所以我们要把那些“玻璃(1053, -1.00, -0.09%)门”拆除，让他们实实在在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平等待遇。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说有一些领域不能让民营资本进去，因为存在着所谓垄断，存在着所谓公共性，所谓外部性。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发展，制度变化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够成为障碍了。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必须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有商业可持续性。同时要改变政府主导的局面，这个问题过去反复被提到过，现在又一次以尖锐的形式提到我们面前。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稳定经济需要投资，我觉得最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刚刚谈到的我们现在大量的投资领域，比如说防范污染，比如说修复环境。在目前中国的统计架构下是成本，因为它是成本，所以我们一定还会重蹈老路，先污染，再治理。污染大家毫不吝惜，治理的时候拿不出钱了。这个有很多原因，但是最近我们在研究发现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一些统计架构上做一些改变呢？这个改变其实启发我们的是去年美国有一个改变，去年4月份，美国改变GDP统计，改变都是两条，一把过去的R&D从成本变成了产出。第二、它把它的一些电影，涉及到文化产业，变成产出，这两个变化使得美国的GDP增加3%。研究这个事情，再往前看，美国在上个世纪也做过一次调整，就是电脑，它把电脑这个产业以及购买电脑这样一些活动都变成产出。那个时候它的GDP增加了将近3%。
那么，美国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对我们非常有参考价值，有借鉴意义。因为所谓什么东西是成本，什么东西是产出，就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事情，当然有它一些客观规律，我们必须遵循。最近大家看到有一个，也许不登大雅之堂，英国人改了GDP的统计，贩毒、娼妓活动算是GDP的统计。很多这些，就是说GDP的统计实际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当根据形势的发展，根据我们的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行调整。所以，我自己觉得像过去我们被统计在成本的这样一些东西，就像美国R&D从成本里面，从税收点扣除变成产出，治污染是产出，治环境方面有投入那是产出，直接就是产出，这种变化我觉得应该要发生。
考虑到各地从政治领域，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都变了，我们政治考核可以变，GDP考核也是可以变的。第二个就是要有商业可持续性，所谓商业可持续性，就是现行的税收、定价、收费这套体系应当改变了，过去一直拿在政府手里，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放到市场上去，三中全会告诉我们，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现在到了我们要落实三中全会这个决定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