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从邓小平与金庸的会见谈黄老经济哲学
老子在《道德经》中屡论“无为而无不为”这个命题。此论几乎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深刻意蕴反而被掩盖了。
从治理天下的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说，“无为无不为”是作为天下领袖的最高境界，但如何理解这个境界，见解就极为纷纭。“无为”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很显然，古往今来尚没有一个天下领袖可以真正无所作为而达到天下大治。“无为”，是不刻意作为，而是顺其自然而为，是顺势而为。天下领袖往往引领时代之风潮，深刻洞察人性与人民之意愿，因而他能够利用这个“大势”，顺应这个“大势”，登高一呼，而天下影从，由此塑造一个时代，扭转一个时代。但是这样的天下领袖之所以能“塑造”一个时代，“扭转”一个时代，并非因他刻意要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塑造”，也不是因他凭借一己的强力去“扭转”。他要深谙天下之大势，并能够借势而为，看似不费力气，看似悠然自得，并不努着劲儿去改变什么，可是由于他利用了这个“大势”，顺应了这个大潮，因而其力量就不可阻挡。
圣人的“无为”，正是借势而为，如同庄子所说的大鹏，之所以能“搏扶摇直上九万里”，乃是因为它能够“培风”，能够借天地间的巨大无匹的气息，能够从容驾驭这充沛于宇宙的风力，因而可以翱翔于九天。大鹏看似在九万里长空悠然翱翔，甚至连翅膀也不动一下，就是因为它善于借力，善于驾驭潮流，善于造势。所以，大鹏看似“无为”，实则可以“无不为”，可以达到蓬间雀难以企及的高度。反之，那些蓬间雀因为不能“培风”，因为不能借势、驭势，所以只能在墙瓦之间腾跃数尺，飞不过数丈，它尽管拼命拍打翅膀，拼命折腾，也不过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飞行，不可能达到“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生命高度。作为天下领袖，要学大鹏之培风，而不能学蓬间雀之目光短浅乱折腾。
战国以来形成的黄老之学，倡导“贵柔守雌”，提倡“无为而治”，告诫统治者要“虚静谨听”，要“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恭俭朴素”，其哲学基础是老子“无为”哲学。黄老之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昌盛于齐”，齐国稷下学派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持黄老之学，如慎到、田骈、环渊等，皆主无为而治，虚静自然。但是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不是消极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积极的无为，强调要“因时而动”。
司马谈在总结黄老道家思想时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穷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论黄老之学当然受到了当时汉初学术思想主流的影响，黄老之学崇尚“无为无不为”思想的直接后果是“文景之治”，奠定汉代三百年的基业。“无为”告诫治国者要虚静，不要妄为，不要朝令夕改，整天折腾；不要一天一个新主意，扰乱人民。治国者要“静”，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领袖清静无为，天下自安，百姓自定，国家自正。
1981年，邓小平先生会见金庸先生时的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小平询问金庸先生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建议？金庸说：“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小平说：“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要保证中国政策的连续性。……老干部有经验，有见解，还是宝贵的，但实际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金庸说：“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动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小平说：“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这段邓查对话非常精采，既表明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也非常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其中主要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哲学。邓小平当然是针对拨乱反正之后的国家政治战略来立论的。“拨乱”，就是要恢复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领导人要尊重人民意愿，少折腾，少出主意，少运动，而要“以百姓心为心，否则若妄以己意来扰乱人民，必致天下大乱。”反正“，就是领袖宁静和平，人民自然返回其本来的状态，遵照其本性来生活，这也就是老子在三十七章中所说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邓小平在治理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就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的试验，还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教育领域的新政，小平的基本思想，就是尊重人民意愿，顺应时代之潮流，让经济和社会的自发力量更多地发挥其作用，而不是根据领袖的意志与理想强力推行某项政策。
掌握巨大权力的领导者，必须时时克制自己的欲望，要以一种浑然真朴的状态来观照天下，以一种恬淡清静的眼光来把握天下，顺势而为，不拂逆民意，如此则国家自然就走上正轨。老子所谓”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主要是针对治理天下的人来说的，治理天下的人往往有遏制不住的欲望要料理天下事，但是治国者越是每天宵衣旰食、鞠躬尽瘁地做事、做决策，可能天下越是糟糕；治国者越是觉得自己有智慧，越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无所不通，则他给国家带来的灾难也许越大，其治国效率越是低下。原因何在？是因为他欲望太盛，”化而欲作“，一定要”镇之以无名之朴“。治天下者，应以天下人之心为重，而以”己欲“为轻，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只有尊重并顺应天下人的意志，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才能如大鹏抟天地之气而扶摇直上九万里。
﹙本期主笔王曙光，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该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