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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刀刃上的平衡

6月18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英国智库演讲时提到,“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实行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保证它的下限不越过7.5(%)。”这一表述被评论人士解读为“明确用7.5%‘下限论’代替了‘左右论’”,是显示稳增长措施将要加码的前奏,或是中国将加大刺激力度的信号。

好像是为了避免被过度解读,李总理19日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会见记者,特别说明“我们今年确定了GDP增长7.5%左右……只要有利于支撑比较充分的就业,经济增长比7.5%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可以的。”中国新华社20日发布李总理英国演讲官方通讯稿,对这方面文字表述细节也做了相应调整。

与创新宏调思路相一致,年初中国政府在“两会”上确定今年经济增长率量化目标,此后一直采取以7.5%左右为下限的表述。李克强总理访英前夕在《泰晤士报》发表署名文章,也预期今年经济增速为7.5%左右。依据领导人在国外一次脱稿讲演的一个表述细节,就断言中国宏调方针发生重要变化,确实有点过度解读了。

经济学文献有个“刀刃上的平衡”的说法。上述这个财经评论花絮性事件,从一个角度折射了中国目前宏调政策兼顾避免刺激和稳定增长目标的两难处境,如何兼顾,确实颇为棘手,好像处于一种刀刃上的平衡。中国宏调呈现这样如履薄冰的局面,需要从两个层面理解:直接原因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目前所处微妙形势所致,深层根源则是经济正经历调整早先失衡问题的阶段性特点使然。

先说中国当下短期宏观形势比较微妙。一方面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进入“七上八下”状态,今年1季度经济增速回落到7.4%,逼近7.5%左右增速下限边缘,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另一方面,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等通胀指标近年仍在2%-3%显著正值水平,房价增速2012年大幅上涨后逐步回落目前尚未普遍下降,广义货币和社会流动性仍维持13%-15%上下的大体温和合理增速。

这样形势下,不难理解社会上存在希望政府加大政策宽松度的诉求,方方面面把宏调政策朝刺激方向拉的力量也有相当影响。从实际决策看,中国政府依据创新宏调方针和形势演变,适时积极推出各种稳增长政策。同时仍高度重视把稳增长与其他政策目标的有机结合,小心翼翼地避免宏调政策过度宽松放水妨碍调结构与控风险等方面目标,审慎防范通胀卷土重来的风险。

在纵轴横轴分别表示一般物价和经济增速的常规分析框架中,经济学的菲利普斯线向右上方倾斜,描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速之间此消彼长关系,结构性变量或超预期因素冲击则会移动菲利普斯线。给定目前经济增速7.5%上下和物价上涨3.5%等宏调目标关键阈值,中国经济目前形势特点表现为“李克强菲利普斯线”比较陡直,宏调操作面临比较逼仄选择空间。

然而更具有实质性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会面临上述相对逼仄的选择空间?如果说13%-15%上下的广义货币与社会流动性增速并非过于严苛,什么原因使得早先几十年达到年均近10%增速的中国经济,目前筑底7.5%左右增速也不轻松?虽然学界朋友会用潜在增速解释,然而考虑经济潜在增速变化应在更长时期缓慢渐进实现,这个慢变量其实不足以很好解释近年中国宏观经济和政策当下变化特点。

笔者认为,“失衡与调整”是理解上述现象的重要背景因素。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系统特征,关键原因在于经济运行正经历调整早先宏观失衡带来的短期阵痛。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成长取得巨大成就,然而由于改革滞后和机制扭曲作用,宏调政策认知、判断和实施存在有待探讨的问题,逐步累积形成深层矛盾和结构失衡,决定了近年减速调整客观必然性。给定7.5%增速下限,宏调难免压力较大。因而,对当下短期宏观形势特点,需从十年宏调史及早先失衡形成机制上寻求理解。

系统考察十年宏调史,早先宏观失衡机制可由五个环节因素共同与相互作用加以理解。首先是基本要素价格没搞对:生产率追赶背景下盯住汇率体制伴随汇率动态低估,利率数量管制体制改革滞后派生持续整体负利率,政府垄断城市供地一级市场导致土地价格扭曲。其次是货币难管好。十年广义货币与社会流动性扩张幅度,是实际经济增长幅度的2-3倍之高。储备资产扩大是货币被动超发最重要原因,显示价格没搞对与货币难管好存在联系。

再次是通胀摁不住。货币超发意味着通货膨胀,总量性通货膨胀与结构性物价上涨相联系:十年宏调月度CPI同比增长率2008年1季度曾超过8%,一半年份GDP平减指数增幅在6.7%-7.8%高位波动,然而通胀压力突出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特别是房价近十年增长好几倍。不同商品与资产价格涨幅与其供给弹性反向联系。

又次是宏调宽泛化和体改陷僵局。十年宏调呈现政策工具选择过于多样化、宽泛化、微观化特点。宽泛化调控虽能收到一定短期效果,却无法根治失衡机制与格局,并且反转对半市场化体制因素提供滋养和支撑。经验显示:特定时期宏观政策属于相机抉择的短期问题,宏调架构涉及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真实作用范围属于长期体制问题。宏调微观化与市场化改革具有内在矛盾。

中国新世纪通胀在2007年达到一个高潮。中国政府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实施紧缩治理,在逻辑上可能发展为阶段性比较全面的宏观调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次治理因为遭遇外部危机冲击及其他方面原因功亏一篑。2008年底快速推出一揽子刺激措施,确实取得经济增速很快V型回升等积极成果,然而也在诸多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加剧早先宏观失衡,使得后来启动并延续至今的经济减速调整更加难以回避与更为复杂棘手。

随着刺激政策退出,胡温主政后期已尝试实施一些具有调整性质的政策措施。十八大以后中国新领导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基础上,重新定位经济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序,既反应聊直面失衡调整规律要求的科学务实态度,又为宏观调整坚定而稳健推进提供了政策保障。虽面临经济增速减缓带来困难,现今在利用市场力量调整失衡方面已取得多方面阶段性成果。

本轮调整目前处在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时期,存准率、利息率、存贷比等货币金融政策工具变化都可能是调整新阶段的表现。考虑中国存准率高企是早期宏观失衡机制的重要遗产,也考虑逐步稳健降准与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放松准入改革具有内在联系,降准有望成为下一步调整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的重要看点。出于种种考量,近来央行调节存准率采用定向方法;不过货币政策毕竟属于总量性工具,上述操作应是普遍存准率下降之前的“暖场”。

本轮调整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要通过一段时期降准给央行自身减杠杆,为推进金融改革提供配套条件,使央行轻装上阵并在下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到来的全新环境下更好发挥新兴大国央行的作用。因而,降准不是穷尽常规宏调手段后的刺激举措,甚至也不是通常宏观周期意义上的扩张政策。通过降准成功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动态把握改革、发展、调整的适当平衡点,前提是要严防货币过度扩张与通胀卷土重来,关键是要保持定力并坚定实施十八大以来“宏观要稳”方针不动摇。

围绕上述理解思路,笔者后续将写一组评论文章,从“失衡与调整”视角认识探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与宏调政策的系列特征。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本文为其“中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评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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