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就是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进劳动分工模型。7月5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在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以温州加工制作腈纶棉的家庭作坊为例，用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分析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他说：“分工越细越好可能要看在什么组织形态下来分工。”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中遇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史晋川表示这些现象很有意义，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
以下是澎湃新闻网整理的发言实录：
十几年前我们浙江大学民营经济中心很多人去做过很多民营企业发展的调查，我记得其中有人做过一个关于温州苍南山镇的腈纶棉家庭工厂分工的情况。
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温州苍南山镇一户一户的家庭作坊把腈纶棉的工序做得非常细。比方说，一个工厂里面有几个车间，每个车间有多少道工序，可以完成整个腈纶棉的整理和最后再加工处理。在苍南山镇就变成了几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就变成了一个家庭工厂，当然不是说每一道工序只有一个家庭工厂，它有很多家庭工厂，但是每个家庭工厂只做其中的一道工序。
原来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从科斯的企业的组织成本和市场的交易方式这两者关系的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各地私营企业为什么以家庭作坊形式出现？当然也可以说是资金不够之类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那个时候他是拿不到土地的，所以他只能在家里面办这个工厂，好像集体企业每家可以批15亩地，这也是比较后面的事情了。第二他是拿不到机器设备的，他必须从旧的机器市场里，台州这样的机器市场里面弄一些旧的设备来拆拆装装，然后弄一个小的设备。所以他场地是有限的，他也不能几台机器放在一起，好几道工序同时完成。
再一个他的原材料，废弃的腈纶棉也不可能大批量的定期地进货，他要到国营工厂跟他们谈，弄一点边角料生产一点。这样可以看到浙江的，包括温州、宜山在内的很多家庭作坊企业起来的时候，都是一个家庭作坊只做一道工序，这些工序之间他们是用交易关系来完成。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变化，组建企业的制度成本开始降低了，雇工也可以变多了。原来好像不准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算剥削了之类的，还有各种各样土地的审批，贷款，机器设备的购买，原材料的来源的稳定性，雇工的人员增加等等，随着这些制度成本的下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来就没有那么多家庭工厂，这个时候也就是企业替代了市场，变成了一个一个工厂。
我们原来考虑是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去考虑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农村工业化过程当中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家庭作坊最后变成企业。浙江现在有很多上千亿的大企业都是这样起来的。
韦森跟我讲小凯的这个追思会时，我倒是有一个突发奇想，但还没有想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从小凯的分工理论来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分工越细越好可能要看在什么组织形态下来分工。比如像浙江当年宜山镇的腈纶棉，按道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条件是不需要做这样的分工的，每一个工序变成一个家庭工厂，但是为了避免当时制度环境给私营企业带来的种种不利或者困难，这样的一种分工形式实际上就绕开了当时很多的制度障碍，然后连接起来，变成了这样一个农村工业化的过程，这是我想说的一点。
第二点，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些情况，可能一些站在比较坚定的主流信仰立场上的经济学家们会认为像这样的东西只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性事件，它可能对我们最终的社会的发展目标，经济形态的发展目标以及相应的理论并不具有太大的贡献，或者说有一定的独特性的贡献。
我想，如果你坚定不移的认为的你的标准是美国的，欧洲的，或者基本的市场经济的一些东西，包括宪政，这样从逻辑上来讲，那些过渡形态的东西都不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开阔的思路来说，或者从我们不排除所有的可能性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至少不排除比较有中国特色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中期形态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些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那些中间形态的东西时，可能在实践上或者在理论上有一些不同的意义所在。而这些不同的意义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能够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做出我们贡献的一个可能的空间，好，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史晋川7月5日在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 “市场、产业与分工，中国的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纪念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录音整理：沈苗。标题为澎湃记者所加，未经作者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