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中国的宏观形势不容乐观。虽然3季度GDP增长率依然有9.1%，但与2007年二季度的14.5%相比已经低出了多达5.4个百分点。综合考察这几年的数据，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态势已经很明显。雪上加霜的是，通货膨胀自2010年年初以来一路上升然后高居不下，这一轮通胀特别顽强，最近虽然有所回落，但是随着货币逐渐开始放松，通胀回头的危险远未解除。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同时通货膨胀却很顽强，这二者共同指向一个可能性，即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下降。在人均收入只有4000美元，也就是发达国家十分之一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减速，甚至停滞？
这个问题绝非杞人忧天。翻开二战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停滞”的模式。很多拉美、东南亚、非洲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以后，并没有能够一帆风顺地增长下去，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停滞，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能够踏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仅有亚洲四小龙等有限几个国家。
若要避免减速和停滞，关键的问题是进一步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
以史为鉴，我们过去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妨从过去的经验中再找一找。粗粗梳理一下，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这么几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帮助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帮助把农民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为工业的发展做了准备。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没有人想到的地方长出了一大块GDP。三是亿万农民工进城，借加入世贸的东风参与世界分工，从此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制造。
这几件事都与农民有关，概括成一句话，解放农民是中国改革的根本经验之一。对于一个初始人口中农民占80%的国家而言，通过解放农民促进生产和带动经济增长，其实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农民从无效的集体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乡镇企业是把农民从农业和土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依然离土不离乡；农民工进城是把农民进一步从农村解放出来，可以进城了，虽然还远远不完全是城里人。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改革奉行渐进的逻辑，解放农民也是一步步来的。从大集体生产到分田单干是第一步，拿掉了生产组织形式上的一个低效的枷锁。乡镇企业是第二步，除了种田农民还可以开工厂，但是只能在农村开，不能到城里开，离土不离乡。亿万农民工进城是第三步，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干得好的还可以创业，参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分工合作。这每一步之后，都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农民身上的潜力释放完了吗？这个问题在目前尤为重要，因为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增长的机车似乎在慢慢失去动力，需要寻找新的燃料了。
有一个证据表明农民身上的潜力还没有释放完毕，那就是城市化还远没有完成。倘若说过去的增长靠的是工业化，那么未来的增长就要靠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很多国家也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这本来难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客观形成的结果，是目前城市化水平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城市化的发展可以带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
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无需赘述，工业革命以来城市逐渐取代乡村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里只挑一两个与农民进城安居乐业相关的要点做简单讨论。经济增长最后无非依靠增加投入和提高效率，而城市化既可以帮助增加投入，也可以帮助提高效率。
首先，城市化帮助增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投入，比其他投入都来得重要。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仅是在学校里，还包括在岗位上，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就要学习相关的技能。目前的问题是，农民进城打工，回乡养老，吃的是青春饭，赚的是辛苦钱。没有在城里安居乐业的稳定预期，也就不会在相关的技能上做充分的投资，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就当然大打折扣。
问过一些企业，目前企业产品质量和世界领先水平依然有很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得到的有说服力的答案之一是缺乏好的人才。好的产品需要的各个环节，特别是细节，掌握分寸，把握火候，需要很多的积累的。不过这一关，产品质量升级谈何容易。过了这一关，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卖出高得多的价钱。要过这一关，就要让农民能够在城里安居乐业，而不仅仅是挥之即去的过客。
其次，城市化帮助节约信息和交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非农生产脱离了土地和光合作用的硬约束以后，聚集的优势愈发体现，大量的工业、服务业开始聚集在城市里进行。聚集之后，人们的交流成本降低，资本、劳动等要素优化重组的机会增加，各种环节的交易成本都下降，促进分工合作和市场发展，促进创新和科技进步，这样经济也就发展了。目前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参与非常有限，从城市聚集中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反过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也就非常有限。不夸张地说，亿万农民工，不过是赚血汗钱的机械手。农民也是人，受到的竟是这样的待遇，这是怎样的悲哀。
要想让农民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就要让农民对现代经济的主要载体，也就是城市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农民先进城，做城里人，充分参与城市经济生活，这样蕴藏在人体内的巨大潜能才能生长、爆发。把富于创造的人仅仅当做机械手来使用，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大的资源浪费。剥夺农民的权利，实行歧视性的政策，得到的是一时的便利，失去的是长期的增长基础。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想法是短视的，因为不吃草的马儿跑不快的。倘若说农民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燃料，其实他们并不介意为这个国家的繁荣而燃烧殆尽。只是好的伙夫知道怎样维护和保养木柴，以便烧出更多的热量。
国际经验上，日本、韩国的高速增长，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而随着城市化的基本完成，经济增长速度快速回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见一班。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到50%，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笔者的初步测算表明，倘若城市化水平完成这20个百分点的提升，将促进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两番，帮助维持20年的高速增长，到时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在这个意义上，人口城市化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发动机。如何利用好摆在眼前的这一历史机遇，将考验这个民族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