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作为老三届的知青，对1968年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篇文章在当时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使那时许多沉醉于“文革”迷狂状态的青年人猛然警醒，从而进入思考的状态，进入读书的状态。杨小凯对这一代人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只是这种作用是潜在的，看不见的。
杨小凯的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但同时也给他带来巨大的灾难。在那个年代，思考是不被接受的。他被康生、江青本人亲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处10年徒刑。
但是，也正是这段牢狱之灾，实际上成为他人生重要的起步阶段。原因就是杨小凯在牢狱时碰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刘凤翔。刘凤翔是杨小凯思想的启蒙者。刘凤翔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你们这代人，不要再沉浸在法国革命、欧洲革命和苏俄革命的光圈里，你们应该从这样一个历史循环链条中走出来。你们要学英国的历史，要学习英美宪政的历史，同时要懂经济史，要学高等数学，要成为经济学家。”
可以想象，这些话给杨小凯带来巨大的震撼。刘凤翔的思想对杨小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杨小凯后来学习经济学，在普林斯顿和莫纳什大学做经济学研究，包括他利用数学模型为经济学建立思想体系，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刘凤翔启蒙思想基础上的。
杨小凯在80年代和90年代时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在当时中国一片“后发优势”的叫好声中，能够保持冷静，分析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极为少有。杨小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快速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诅咒”。为什么呢？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很好的制度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建立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由于这种巨大的空间，就导致很多后进国家，只重视模仿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技术模式，而不会去认真进行这个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造。这样，虽然可以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制度变迁，它会给长期发展带来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
他实际上是在提醒，后进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转型的模式当中，不仅仅是发展生产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变迁。
说来也非常有意思，杨小凯是在经济的发展层面提出这个想法。而这些年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有些类似。我一直在关心和探寻的问题是：轴心文明国家现代化转型及其困境。
19世纪50年代后，全世界都进入了各大文明国家纷纷以西方的现代社会作为自己学习对象的时期，都开始自强运动以对抗全球化冲击的过程。严格来讲中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启了这个过程。
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对中国的挑战，整个西方的文化也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最近两百年的历史，实际就是西方的文明不断冲击传统的东方文明，而东方文明不断地在这种挑战下去应对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什么一波三折？问题的难点在哪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要逐步进入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等等，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学习现代制度必须在观念上确定它的正当性。
传统文明的国家，特别是轴心文明的国家，有自己成熟的价值系统和价值观，才得以成为轴心文明。而这种轴心文明是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单向演进的。那么要向西方学习，融入全球化进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现代的价值系统和传统的终极关怀之间产生了冲突。因为人们首先要问，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个制度是正当的？确认我们学习对象的正当性，是解决学习问题最重要的前提。不同的非西方轴心文明国家有着自身正当性的最终标准，这种标准与西方的价值传统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非常强烈的冲突。
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5世纪的启蒙运动，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产业革命。这个长达400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特别是基督教新教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把这种基督教文明的影响，确定为两个基本的东西：第一是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第二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形成对整个社会正义的最终评价标准。这两条非常重要。
基督教新教，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即对原有的天主教模式产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称义”。另外就是加尔文主义所提出的“善功称义”。这一点，加尔文认为，人们除了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还应该通过世俗的活动为上帝增添荣耀，他认为所有的世俗行为，包括商业行为在内，都是在荣耀上帝。一个人只要认真做好自己的职业，哪怕只是一个裁缝，你把衣服做好，并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你在为民众服务，也是在荣耀上帝。这种通过世俗行为也荣耀上帝的观念，推动了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也是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
这种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促使西方整个文化传统在保持对上帝虔诚信仰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在世俗社会、自然科学领域、生产力发展领域创造卓越成就，推动世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传统文明国家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没有实现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导致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制度的变迁受到来自观念的困扰，而社会不能给这种社会转型制度的变迁提供价值的正义性。
比如说，在中国洋务运动过程中，有人提出要修建铁路，这毫无疑问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标志。但在当时修建铁路的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当时的儒家学者们认为，火车巨大的轰鸣声会对埋在地下的祖先的灵魂带来惊扰。而惊扰祖先是一种“不孝”的行为，违反儒家的伦理。这就是说，如果当社会的观念不能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正义性的时候，社会的转型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们再回到杨小凯。杨小凯在10多年前就看到了“后发劣势”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杨小凯用南北美洲发展作为例子来对比，南美洲虽然资源丰富，北美资源贫乏，但是南美至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而北美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态呢？他认为天主教和与之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以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所以杨小凯认为，实际上资本主义也有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收入分配的公平使经济发展更快，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促使收入分配公平。这就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与坏的资本主义又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