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特赦腐败无助于体制改革

    当前新一届政府的重磅反腐赢得了不少喝彩声音，但是反腐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想要成效显著地解决腐败问题，制度建设就必须提上日程。相比与此，一些立竿见影的措施（比如特赦），能否对解决表层贪腐呢？
　　秦晖认为，对贪官污吏实行特赦制度应该有一定条件。不能说既然法不责众就算了，这肯定是不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赎买不是不可以考虑的。但很多赎买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赎买的钱花了，而实际上权力太多没有权限（依然无法阻止腐败），在这种情况下的赦免是越搞越糟。
　　就算现在要赦免，也得通过一个合理的立法程序，一碗水端平，而且要和权力制约挂起钩来。
　　不管是赦免还是高薪养人，抓人是治标，高薪也是治标，特色也是治标，真正的治本就是治国理念。
　　秦晖举例道，他自己最近到波兰转了一圈，老百姓也议论腐败。大家看看外网可以看到，说波兰有几个部长吃了一顿饭，花了不到三千的人民币。波兰饭店吃饭是很贵的，但超市里面的农副产品很便宜。四个部级官员吃三千块钱在中国算个啥？在波兰就变成闻所未闻的事情了。波兰官场非常穷，最典型的例子是总统坐的专机很破。实际上波兰老百姓也讲腐败，那个腐败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差了很多数量级。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波兰老百姓说他们剧变以前的共产党时期，那个时期官员是可以变化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权力没有带来什么的改变，他并没有说这个权力一丢了就什么得没有了。他们觉得这个权力对他们来讲是如同嚼蜡的，丢了也无所谓。你们知道波兰1989年发生变化以前，前十年就不断有官员辞职事情发生。但是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个官员的职位一万个人都想争，而在波兰没有人想做这个事。
对波兰官员来讲，那个时候权力带来的利益本来就很小。这和现在中国讲的要高薪养廉促进改革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正是因为波兰的官员很穷，这个权力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空间很小，所以他才愿意改革，他们都没有说这个权力要把着不放。1989年以前每隔一年就有政府总理辞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不能说他们的道德素养比别的国家道德素养多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波兰和东欧很多国家剧变前也是社会主义，但是那个社会主义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社会主义是问责的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老让国家为他承担责任，老追着你要，你给他他会感谢你。不会像我们国家搞一些服务，就要“千恩万谢”，波兰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在波兰，从养老到坟墓国家也会承担的，不承担百姓就骂政府，包括匈牙利也是一样。东欧剧变最初的几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财政，就是财政被老百姓挤干榨净了。没有什么可贪污的钱。
　　有人说政府很穷，高赤字就清廉了？很多国家也有这种现象，照样有贪污的。这个本身并不是说官员就可以不贪污，什么情况债台高筑才可以约束官员的贪污呢？不但有高债务，而且老百姓还非常关注你的财政开支。为什么老百姓会关注政府财政的开支呢？他就盯着你。因为老百姓必须说政府必须要提供这个必须提供那个，政府告诉老百姓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只有那么一点钱，如果让我搞这个就必须要商量，要么多收一点税，要么让我少办一点事。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然而然对政府预算特别上心。
　　秦晖表示，如果公共服务问责成为老百姓一种权力的话，老百姓自然会盯着它的钱袋子，自然会盯着预算。而现在中国老百姓是没有问责的，政府提供一点就“皇恩浩荡”，没有提供就无所谓。老百姓没有认为政府财政对于他来讲有关心的必要，政府有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正是因为有公共服务问责的机制，他才会感到这个东西是有所取的权力的。
　　因此，一方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培养一种机制，就是老百姓有向政府问责的能力，政府要向老百姓收钱，这时候我们要管住。但是政府的钱必须要为老百姓花，这个权力要给老百姓。如果给了老百姓，那么老百姓自然会关心政府的钱袋子，而政府的钱袋子实际上老百姓需要花的钱都花了，政府没有多少钱可以供他们乱来的。在他们都没有乱来的空间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恰恰就是非常愿意获得至少说是很不反对的。
　　“改革三十年来有一个思想我很不赞成，有一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奈何不了这些人，因此我们就想用给他们好处的办法来摆平。讲简单一点，有些人总用幻想，用他们话讲适度腐败引诱他们走向经济体制改革，用赦免腐败引诱他们走向政治体制改革，这明显走不通。这样容易败坏技术的名声。我认为清廉有助于改革，权力的含金量越高，改革就越快。这是我的看法。”对于特赦制度，秦晖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