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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经济学家就经济走势和改

编者的话
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国际经济环境中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在变化,经济结构调整正处于攻坚阶段,在种种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叠加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这引起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走势的广泛关注,各种看法纷呈,产生一些疑问,甚至出现了“中国经济崩溃”之类的错误认识。那么,该怎样客观认识中国经济?本刊特邀四位经济学专家就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增长模式、转型升级、发展前景、改革重点等方面进行深度剖析,答疑解惑。
 
我国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信号
虽然只有稳增长才能推改革,但也只有容忍低增长,调结构才有可能——
黄益平
以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突出特征是什么?
过去,我国增长经济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高增长、高失衡”。过去十年来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与此同时,结构失衡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比如投资率从改革初期的约25%上升到目前的近50%,难以持续;而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在成功保住了GDP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
不过,最新的一些数据表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开始。一方面,GDP增长率持续保持在8%以下,政府并没有断然出手,就业也没有出问题。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再平衡也已经开始。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之比从2007年的10.8%持续回落,过去两年一直保持在3%以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从2008年的峰值0.491降低到2012年的0.474,这表明居民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开始改善。另外,部分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官方数据可能明显低估了服务消费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
这些变化表明,我国的增长模式确实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
什么原因促使增长模式发生了有利变化?
原因有两条,政府开始适度容忍低增长,同时随着劳动力短缺,工资大幅度上升。
过去经济模式转型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过度重视增长速度。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宏观经济三元悖论:在“保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之间,如果只能保两个,调结构很容易被牺牲掉。比如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政府要全力保增长,而保增长的唯一手段就是靠政府主导的投资。这样一年下来,增长保住了,投资率却更高了。
另一个造成过去“高增长、高失衡”模式的因素是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几乎完全放开了,但要素市场扭曲依然普遍而严重。这些扭曲严重地压低了资本、劳动、土地、能源和水等投入品的价格,相当于变相地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但却向消费者征税。这个把收入从居民转移到企业的再分配机制是过去的增长模式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
而最近一段时间的最大变化,就是政府开始容忍GDP增长适度减速,这就避免了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随着劳动力普遍短缺,工资迅速上升,这既增加了生产成本,挤压企业利润,令生产、投资和出口等活动放缓,同时还增加了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而且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加快,改善了收入分配格局。
有哪些对症药方可以帮助我国经济实现转型?
当然,增长模式转型才刚刚开始,我国经济能否真正走上可持续道路,取决于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学界概括的“李克强经济框架”准确与否尚待观察,但其三大政策支柱,即不大规模刺激、适度去杠杆和全面结构改革,确实都是李克强同志一再重申的政策意向,也深得国内外各界的赞成,是帮助我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对症药方。
一是不再实施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当然不是说不要宏观经济稳定,任何政府都会采取措施“稳增长”,但“稳增长”的手段是狭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目的是放慢增长减速的步伐,缓解冲击,让增长速度逐步稳定在增长潜力附近。这一点显然不同于过去“保增长”,即以举国体制全力保过高的增长速度的做法。
二是适度去杠杆以控制金融风险。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信贷与GDP之比已经从75%快速上升到200%,过去几个月社会融资与名义GDP增速明显偏离。这些都意味着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直接支持力度显著减弱,而投机性的金融活动却日益活跃。因此,控制杠杆率,并非真的不允许负债,而是减少投机,降低风险,让金融活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以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增长。李克强同志一再强调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目前政府各部门都在谋划未来几年的改革步骤,其中包括金融体系、财政政策、土地使用、要素价格、收入分配、行政审批和户口制度等领域。
保证我国经济模式顺利转型,需着力推动哪些方面的改革?
目前经济形势动荡,政策意向也出现了一些波动,造成各界对政府新政策意向的猜测。这个时候,宏观稳定当然很重要,但是政府应该更加明确地宣示政策方向,稳定军心。我具体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适度容忍低增长。增长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到以改善效率来提高长期增长潜力上,而不是过度地保每个季度的增长率。如果年均增长下限是7%,并不意味着每个季度都要7%。实际上,如果单纯从劳动力市场状况考虑,这一增长下限还有逐步下移的空间。虽然只有稳增长才能推改革,但也只有容忍低增长,调结构才有可能。
金融体系市场化。迄今为止成本扭曲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但其实资本成本扭曲却更为严重。金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金融机构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等。这些改革可以协调推进,但应该把利率和金融机构改革放在前面,资本项目放开则宜相对谨慎。
地方政府去企业化。过去改革放权造成的地方竞争曾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各地方党政干部热心于招商引资,追求GDP增长。但这也是结构失衡、资源效率低下甚至规则不公的重要根源。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让地方政府从直接的经济活动中淡出,转向提供公共服务,维持公共秩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变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包括直接改变地方干部产生的办法,控制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
国有企业平等化。虽然目前有不少国有企业利润丰厚,但绝大部分并非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一些特殊原因,一是通过政府获得大量廉价的投入品,相当于接受变相补贴;二是通过行政垄断、限制其他企业进入,获得垄断利润。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同时影响效率和公平的重要因素。国有企业要发展,必须和民营、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否则可持续增长无从谈起。
名词解释
去杠杆化
 “杠杆化”指的是借债进行投资运营,以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特别是投资银行,杠杆化的程度一般都很高。金融危机爆发后,高“杠杆化”的风险开始为更多人所认识,企业和机构纷纷开始考虑“去杠杆化”,通过抛售资产等方式降低负债,逐渐把借债还上。这个过程造成了大多数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房地产的下跌。
综合各方的说法,“去杠杆化”就是一个公司或个人减少使用金融杠杆的过程,把原先通过各种方式(或工具)“借”到的钱退还出去的潮流。
 
关键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消除增长和转型间已经形成的“跷跷板”现象——
汪玉凯
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正在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管理进行一些微调,目前已经形成“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基本格局。
怎样理解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压力都在上升?
从经济增长来讲,大家看到经济增长明显在放缓,但是这种放缓究竟是理性放缓,还是持续下滑,目前的争议较大。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过去我国的经济已经持续高增长了33年,平均达到9.9%,已经创造了历史。到了今天再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经济的基数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的约束更加突出,因此,适度放缓是必然的,我称之为“理性放缓”,也可解释为正常现象。
从转型来看,我认为实际上进入“两难”局面:从经济转型来讲,如果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就会影响增长;如果注重了增长,就可能会失掉转型。所以增长和转型间已经形成一种“跷跷板”现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本轮经济下行后,特别是7月份出现了钱荒以后,究竟出不出手,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当时说不出手,但后来还是出手了,只是出手的力度、方式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而已。从政府转型来看,政府转型步履艰难,也进入两难困境。所以,转型压力也在增长。
从改革来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阻力重重。更令人不安的是,对改革的价值争论似乎越来越凸显。价值层面上的问题折射的是对整个改革的争议。这也进一步说明改革本身的压力也在上升。
面对压力,如何通过抓转型、改革促进经济增长?
既然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压力都在上升,而且增长与转型之间实际上形成一种“跷跷板”现象,所以,在通过抓转型、改革促进增长的同时,从长远和战略的层面来看,首先要发现和培育战略增长极。在我看来保持经济适度地高增长,对中国整个大局至关重要。比如说,过去这些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也很多,但为什么能够比较平稳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经济增长这个基础。经济高增长也为解决其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所以,在经济增长面临新的问题时,中央把稳增长似乎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积极通过转型和改革促进稳增长,这是很重要的,但从长远看,关键是要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更具有战略意义。这个经济增长极,我认为就是新型城镇化战略。
为何新型城镇化可以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主要表现为信息化引领下的城镇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大家注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过去“五化并举”、“两化融合”修改为“四化同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信息化不仅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的特征,而且具有强大的渗透和融合能力。这是传统的城镇化所不具备的。正因为新型城镇化有信息化的支撑,所以我们才看到从无线城市到数字城市再到智慧城市建设这一发展脉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的业态不断出现,信息服务业将大有作为,与此相联系,信息消费、数字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而且发展异常迅猛。这一现象不仅会影响到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且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可以预见,在新型城镇化引领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有三大动力源:一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城市群”将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增长极。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十个老的城市群以及中央正在谋划培育的十个新的城市群,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源。二是县域经济、小城镇将遍地开花,成为重要的新的增长极。未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中小城市是城镇化的方向。在县域、乡镇我们有很多基础设施欠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三是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同样是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经济增长极。许多专家测算,现在已经进城或离土的农民工有2.5亿,将来还有2亿多农民需要离土进城,这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的作用和潜力都是巨大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为即将到来的系统改革做准备
经济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吴敬琏
为什么说我国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
30多年来我们大家亲历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社会从苏联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向能够造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体制转型的过程。改革开放促进了转型。习近平同志把改革开放称作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我们30多年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已经取得的这些进展,也是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不断克服障碍才得以实现的。
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国向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从经济方面说,一个是各级政府对社会的微观管控和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另外一个是国有经济对列宁所谓“制高点”的控制的加强。这就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到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型举步维艰。第二个问题是由于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活动的广泛制度基础,使腐败蔓延,难以遏制。
近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缓解。深层的结构失衡,已经从一种潜在的威胁,变成了造成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政策陷于两难困境和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的现实推手。
总之,我们如果不能够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应为即将到来的系统改革做哪些准备?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类似于20年前的状况之下,就是为即将到来的系统改革做准备。为了做好这种准备,需要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动各界人士进行研究和讨论,提出改革的倡议。参考科斯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里的说法,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好的观念、思路和方案。
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帮助建设和发展思想市场,通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提供我们的思想成果,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目前,全国人民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大战役积极地准备,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重大的课题不胜枚举。
这里我想以习近平同志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是:第一,“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经济配置效率”。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力蓬勃开展”。第五,“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第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显然,仅就以上六个方面而言,就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例如要解决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需要对如何构筑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如何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如何打破现在仍然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和所有制歧视、怎样正确地进行市场监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提出可选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20年中,我们在建设思想市场和研究讨论与改革开放有关的理论问题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今后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才能够帮助改革比较顺利地超越障碍,取得成功。
从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历来看,初步有限的改革尚且造就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如果进一步的改革能够克服阻力,顺利展开,中国就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从而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把握经济增长中线靠改革
经济增长由经常冲出上限进入了要守住下限的情况。守住下限是被动的,把握中线才是主动的——
刘树成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就已经提出了“适度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问题。那时认为“下限”不成问题,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所以,我们提出要把握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宏观调控也好,经济发展也好,都要把握一个中线。
守住下限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2011年时,在强调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两位数高速增长不会再来的背景下,大家都说要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这个时候大家还都觉得我们的速度不成问题。从2010年第一季度起,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V”字形反转,GDP达到11.9%这个小高峰以后,一直到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连续十个季度下滑。大家也还没有感觉到速度问题紧迫,只是认为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去年第四季度反弹到7.9%,大家觉得2013年是一个温和回升了。结果没想到,今年第一二季度又往下降,降到第二季度的7.5%。总的来说,从2010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二季度,连续十三个季度出现了“稳中下滑”的态势。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经济增长降到什么时候为底?
第二季度一下子降到7.5%,如果政府再不出手,三四季度继续滑下去,全年将会低于7.5%,这将是1998年以来的15年中唯一一个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增长目标的年份。现在,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进入到了要守住下限的情况。经济增长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而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运行,也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也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我们应通过哪些改革措施来把握经济增长中线?
如何把握经济增长的中线?靠改革。现在正在采取许多“稳增长”的措施,社会上称之为“微刺激”。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来看,从6月中旬到7月31日一个半月,就有六次研究部署“稳增长”。第一次是6月19日,研究金融支持问题。6月26日,研究加快棚户区改造。7月3日,讨论了激活财政存量问题。7月12日,研究节能环保产业和信息消费问题。7月24日,讨论了小微企业的减免税。7月31日,研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加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这些是必要的,但我感觉这些过于“碎片化”,应提出来一个总体对策方案,不仅对我们的改革寄希望于拿出一个总体方案来,而且对经济发展也需要有一个新形势下的总体方案。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发展的总体设计应该是相互呼应的,相互联系的。
为什么说潜在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台阶”不是客观规律?
如果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的话(当然改革和发展各有各的问题),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城镇化既推动投资也推动消费,既促进发展也促进改革。城镇化的推进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问题、发展问题,都包含在这里面。
现在大家讲我们的城镇化率统计是52%,我认为实际上只有35%。按照这样一个城镇化率,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态势不应该是大幅度下滑的。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出现了体制机制障碍。不管你认为今后潜在经济增长率要降到多少,客观上说,到2020年这七八年内,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人的城镇化的推进,如果处理得好,改革配套得好,经济增长还能保持一个相当可观的速度,但千万不要突破10%。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台阶下多大?现在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是客观规律,这没错;但是要说要“大幅度下台阶”,我认为这不是客观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加起来还没有中国大,人口也没有我们多,我们城镇化的任务还非常艰巨,从中国国情出发,“下台阶”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应该像日本、韩国、德国那样大幅度地下台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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