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林毅夫教授从世行卸任归国以来，借助于3本代表性著作中译本的问世（分别为《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解读中国经济》）以及多次专题研讨会的召开，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迅速在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刮起一股“林旋风”。事实上，早在林毅夫履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新结构经济学”便已在西方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这从林的英文著作先后获得8位诺奖得主的鼎力推荐的信息中得到了强烈的印证。
“新结构经济学”巨大影响力的又一佐证，可从近来的许多围绕该主题的学术争论中得以反映，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单在《FT中文网》发表的争论文章便已超过10篇，加之此前在专题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的发言稿（刊发在《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3期），蔚为壮观的文章总数足以凸显出该议题的重要性。争论是重要且必要的，尤其是新近刊发在《FT中文网》上韦森教授的《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更是代表着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常见批评与误解。
细读所有的质疑文章不难发现，大多数论者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解读还是过多的停留在中国经济学界惯常使用的思维模式上，突出的表现为：“只谈目标，不提路径”、依赖传统的“政府-市场”两分法、对实际的政策制定过程知之甚少，以及缺乏对具体政策路径的优化设计等。我们来看一些最为常见的质疑：其一，“新结构经济学”过于倚重政府的知识和信息搜集能力，并假设一个“善良”的政府，能够“无私”的在经济发展中在协调投资、减少外部性、增长甄别、因势利导从而促使一国禀赋结构升级和转变方面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二，忽视以“现代宪政民主政制”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将“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这一制度经济理论的经典论断排除在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或者将其视为外生变量。
诚然，上述质疑确实并非空口无凭，但却绝非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关键问题。首先，怀疑政府的知识和信息搜集能力显然是传统的“政府-市场”的两分法思维。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自有其符合逻辑之处，在一些诸如“信息具有公共品属性、企业间难以协调”的问题上未必不具有优势，那些先验地将政府与市场上其他搜集信息的组织形式相隔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次，那些急切追求“宪政民主政制”的观点则是典型的“心急想吃热豆腐”。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的传统观点不同，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往往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并进一步讨论哪些因素决定一个良好制度框架的形成，而非简单的直接“植入”一套只适合于西方的制度框架，正如林毅夫教授在回应中所说：“不管发展的水平高低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内生的。”况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设计达到“某个最优目标的最佳路径”，如果说好的制度内生于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显然“新结构经济学”才是那个“最佳路径”。
事实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全新”之处，主要体现为经济学开始回归到“务实”的态度，而不是陷入到无休止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争论当中，正如马丁沃尔夫在《寻找繁荣之路》一文中所写道的：“林毅夫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务实。”
纵观西方理论的前沿进展，这一务实的态度形成可能得益于两个同时进行的理论进展。其一是来自现代经济增长领域学者的反思，以Rodrik、Hausmann、Easterly、钱颖一等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契合于具体国家情境的具体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可参阅《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前两代的发展经济学思潮都已先后被经验所证伪。从而，经济政策的制定越来越依赖于本国的具体环境，背后的逻辑正如韦森教授在《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一文中所强调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安排、文化传统、商业精神、资源禀赋乃至经济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诸多复杂和具体的情况”，而这恰是“新结构经济学”与前两代传统发展理论的关键不同之处。
另一个反思来自于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研究进展，包括迪克西特《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学的视角》以及诺斯《交易费用政治学》都在为我们打开“政治过程”这个黑盒子。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提醒我们，不能再将政策制定看作是一个毫无成本运行的快速反应器，而是要进一步考察实际的政策制定过程。对此，林毅夫教授提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和“两步六法”的GIFF框架，无疑是响应交易费用政治学的重要应用案例。
正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务实态度，使得整个理论框架的形成具有非常强烈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并与前两次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尝尽苦头”的发展经济学思潮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与此同时，“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并非完美无缺，作为一个具有演化开放性质的理论体系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回应：其一，经济发展战略只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子集。发展中国家是否应当发展军工业？“新结构经济学”强调，那些不具有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不鼓励得到发展。并且反观那些历史上实现赶超梦想的国家，是否都必然遵循了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呢？其二，忽略了经济分析的历史和文化维度。经济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任一经济体在发展初期与达到发达水平的两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动力是截然不同的。“起飞容易，高飞难”，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理论研究表明，任一经济体在步入发达水平的途中将面临更为严峻的阻力，其背后甚至涉及到文化的因素。而这恰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忽略的地方，同时这也是许多论者质疑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经济还具有20年8%高速增长潜力”论调的立论根基所在。
当然，“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并在向更多发展中国家推广经验的同时接受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如果乐观的判断成为现实，那么林毅夫教授很可能成为中国首位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但更为重要的，是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将得以脱离贫困并走向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