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毅：二十几位著名学者集体撰写《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及其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12月成功举办“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2008年12月成功举办“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2012年6月又一次成功举办“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这三次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有几个共同特点。其一，集中讨论21世纪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其二，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科同仁共聚一堂，进行跨学科学术探讨；其三，学者们和政府官员们进行面对面、零距离的深入切磋交流。
基于2012年６月的第三次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研讨成果，题为《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的专著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专著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中国学者、当选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等二十几位著名学者集体撰写,应用2010年人口普查等最新数据和理论分析，通俗易懂地论证为何尽快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将大大有利于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铺路架桥；相反，如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必将导致未来劳力资源匮乏，人口老化过度，男女结构失调和终生光棍剧增，军队中独生子女比例不断升高而严重挫伤国防实力，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与失独孤寡老人越来越多等诸多灾难性后果，而使中国梦成为一句空话！下面将这本专著的序言和四部分的主题及结论简要报告如下。
本专著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与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林毅夫教授撰写题为《经济发展战略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长达8000多字的序言。他在系统讨论我国建国后的发展战略与生育政策之后，以详实的数据和理论探讨进行不同发展战略下人口多少的利弊分析。他认为，1978年改革之前，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很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效率低下，这样的人多是社会很大负担。可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多是否必然就是坏事？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好、最快的却是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而且东亚几个真正赶上了发达国家经济的人口密度都非常高。为什么人多在东亚经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却反而成了优势？其原因在于充分利用了劳动力多而便宜的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非常有竞争力。因此，只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人口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在同等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人口较多的地方，（1）市场规模较大；（2）生产活动较为密集，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程度较高；（3）同行业的竞争更为激烈。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企业和国家竞争力提高。 所以，对经济发展来说，只要发展战略对头，人口多不仅不是负担，而且还可能像毛主席所说的人多好办事，是一个优势。林教授序言以“对当前和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思考”结束；他的结论是：根据现有的情况和条件，调整和改进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加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逐步达到遵循自愿性原则，应该是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
本书第一部分“人口形势与对策”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和其他最新数据的研究表明：排除漏报后我国新时期的真实总和生育率在平均每对夫妇1.6个孩子左右。最近发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详细数据已证实，过去大部分人口估算和预测显著高估了生育漏报率和2000年0-9岁人数，高估了未来人口增长趋势和低估了未来人口老化水平。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06年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给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平均每对夫妇生1.87个孩子，主要是因为该调查抽样偏误，即偏重调查了近年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但非常严重地遗漏了年轻、未婚育龄妇女，尤其是遗漏外出打工的年轻未婚妇女。2010人口普查等最新数据分析否定了根据2006年调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所谓“生育反弹、形势严峻”的不实判断。在根据2010年普查最新数据估计当前和今后实际生育水平基础上，作者们从人口、经济管理学角度，深入分析如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势必造成劳动力短缺，经济停滞与堕入中等收入陷阱；剖析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及其修正版＂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在加速人口老化、劳力萎缩、性别结构失调、政治经济代价太高等方面的严重弊端，并与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进行各方面的定量与定性比较，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及其效益、可行性与紧迫性分析。
本书第二部分“生态环境，经济活力与基层干部呼声”的研究表明，在快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镇，农村人口密度大大下降，效益低下的农耕地自然会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将导致人口城镇化与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开发保护过程中，人口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新时期过分夸大人口分母作用，忽略环境资源保护方式和力度对分子的影响，而继续执行30年前制定、世界上最严格的生育数量控制政策，将生育水平长期控制在远远低于人类更替水平以下，是很不科学、极不可取的；势必导致我国劳力资源加速萎缩，年轻发明家和创新企业家相对越来越少的可悲结局。四省2028位县市乡镇基层计生干部抽样调查结果表明，54.5％的基层干部认为必须尽快实行城乡普遍允许二孩的新政策。
本书第三部分“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深入讨论我国当前和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在新形势下，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辨证关系是什么？大家的共识是：改革开放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人口多就会成为一种优势，经济发展得好，资金就能得到较快的积累，产业升级得快，收入水平也就提升得快，生育水平也随之下降。
第四部分“以人为本与国际比较视野”既论证了为什么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需要与时俱进及时修改，又深入讨论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谨防重蹈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劳力短缺导致的日本经济长期衰退与欧洲债务经济危机覆辙。由于我国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很快要进入老年，以及寿命不断延长是不可改变的趋势，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迅速大增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我国的大国综合国力并不会受到威胁。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增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数和比例快速大幅下降。因此，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力资源与总抚养负担等方面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很有可能由于养老保障压力太大和人力资源不足而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生育水平高于我国20%、而且大批吸引外来劳力资源的美国。
撰写本书的二十几位专家学者共同呼吁，我国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城乡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并鼓励适当晚育间隔。我们还注意到，与三十年前国际对华友好人士支持中国计划生育，反华势力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截然不同，现在情况是，对中国友好、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的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一致希望和建议中国尽快改变现行生育政策；而反华或害怕中国发展强大的势力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反而采取默许，乐观其成，其内心是幸灾乐祸，希望中国继续沿此误国伤民的错路走下去。因此需要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改变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状况。
(相关政府部门同志如需要《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专著参考，请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李发菊联系,62756914;bridget.li@ccer.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