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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对中国大学及其学科评价体系的反思与建议

编者按:

科技强国梦和教育兴国梦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和先导。中国要真正崛起为现代强国和世界领导者,必须在资源竞争、人才竞争、制度竞争和话语权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必须建成一批世界顶尖和一流大学,从而必须对学科发展的基础原创性研究作出显著贡献。国际上,学科评价有两大最关键核心指标:一是学科成员在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及其引用率,这是检测其理论创新贡献的客观指标;二是学科汇聚了多少公认的有影响力、有重大理论创新、对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世界知名学者。没有一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学科在这些方面不是靠前的。

然而,国内现有大学及其学科评价体系中,这两个指标基本没有作为核心导向指标体现出来,即使是应用性研究也没有对追求卓越、尖端的激励和牵引,由此导致国内外大学和学科排名的巨大反差,以及国内教育科研资源的错配和浪费,极大地打击了国内那些励志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的积极性。为此,本文分析了导致这种现状的两大根本原因,并给出了三条建议措施。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开放是最为关键和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教育也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而首要的就是学术评价体系的国际接轨和进一步引入开放竞争机制。一个既兼顾了打造世界一流,也重视了服务国家急需的办法是,在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每个学校或学科可以对致力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两类导向实行分类申报和分类评价,都可以被评为一流。主要观点如下,供参阅。

近期,国内外媒体、社会特别是科学界、教育界纷纷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在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落选的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却于今年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双料外籍院士。无独有偶,在荷兰蒂尔堡大学公布的2012年全球经济学科最新排名中,有948所大学榜上有名,上海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以世界第69(亚洲第6、大中华地区第1)和第88(亚洲第8、国内第2)的排名跻身世界百强,而在2012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两校理论经济学却分别仅列第10和第1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在此榜上无名的学校在国内的评价体系中却非常靠前,而国际排名比较靠前(国际161、国内第5)的上海交通大学在国内一级学科排名中却未进榜,国内大学两种排名的情况及巨大差异见表1。此外,首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评选也在普选环节中把那些以国际化为特色和优势的协同体筛下来了,最终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牵头的协同体一个都没上。

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学校,为什么在国内外得到的学术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为什么国内官方搞的类似评选和排名总是引致媒体和社会的种种质疑,而国际上学科排名的质疑则要少得多?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内的学术和学科评价体系基本没有与国际接轨,没有将对学科本身的发展作出基础性、原创性贡献放在首要、关键及核心地位,对学科发展贡献度的导向激励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中国没有一所世界顶尖或一流大学,这很不利于中国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也不利于理论创新、工具方法创新;再加上行政化教育管理,将大量政府拨款与现有大学及学科评价体系挂钩,使之中外教育科研评价体制和方法存在着巨大差异。

以经济学科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真正按国际标准,以追赶世界一流为己任,鼓励对学科作出原创性贡献的高校如上财、北大、清华、厦大、上海交大,其经济学科的国际排名都比较靠前。这种国际国内不兼容的体系如不调整,必定会阻碍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如果只有对内改革调整,没有对外开放兼容,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同理,教育也要遵循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

现在全国都在谈中国梦、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要崛起成为世界领导者,就必须在教育强国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积极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打造一批世界顶尖和一流大学,成为顶尖先进科技和文化大国,就必须与国际学术评价体系接轨,将学科发展的原创性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创新、工具方法创新)放在首位,至少与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研究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对教育科研评价体制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鼓励创造性和多样性的、与国际接轨的、开放竞争的包容性教育科研评价体制。

一、两大根本原因

(一)现有的学术和学科评价体系基本没有与国际接轨,没有将具有世界共性和对学科本身发展做出基础性、原创性贡献放在首要核心关键地位,在学科评价中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度的权重远远不足,这不仅没有鼓励反而打击了那些对学科发展真正作出原创性贡献的学校及其学科,导致中国没有一所世界顶尖或一流大学。

中国要从大国崛起成为强国,需要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如果在学术上没有话语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知识方面没有创新,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没有原创性的研究,对学科的发展没有贡献,怎么能说是世界一流呢?世界一流必须放置到世界学术舞台上去评判,而不是自说自话,按照自定而非国际可比的标准来建设世界一流只能是闭门造车,难以得到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当然,国外对于高校的评价分两种:一类是高度重视本科教育、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的大学(如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威斯利学院等),这类好的大学不多;另一大类则是看重研究的大学。而对一个学校的学科评价就只有一类,关键看对这个学科原创性研究及其贡献度。从目前国内学科评价指标体系看,对应用性、国家急需的研究强调得比较多,而对世界学科的发展及其贡献度基本没有进入评价体系中去,世界一流的研究强调得较少,打分的权重比重过小。这里不是要以前者否定后者,或以后者否定前者,两者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问题,但是如果对世界共性、学科共性的理论、研究工具及其方法的原创性研究创新方面没有什么贡献,是不可能成为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认可的世界一流学科的。

这种厚此薄彼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于以追求学术卓越、励志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的发展非常不利,再加上与此挂钩的国家和地方对教育资源的行政性配置,由此产生了重应用性研究、轻原创性研究的严重倾斜性,对追求卓越、有志于世界共性、学科共性的原创性研究及其贡献度的个人和学校造成非常大的负激励,打击了这些人才和学校的积极性。比如,许多首批追求创新型研究和打造世界一流学科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评审认定,像施一公的协同体、上海财大包括上海很多高校的协同体一个都没有选上。

此次施一公的院士评比事件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的震动和讨论,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科在国内外的排名落差也产生了不好的信号和负面效应,包括造成近8年来引进的6、70名优秀海归人才的人心惶惶,仅今年上半年就流失了7位,被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高校和国内一些985高校挖走。多数人觉得国内的整体学术环境还是难以让他们充分施展才能,对上海财大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严重地影响了上海财大追求卓越、打造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

(二)教育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都值得商榷,主观和客观指标比重严重失调,学科投入与产出不分的混合评价以及行政任命的专家评审形式,也衍生出了许多不是基于学术优劣进行专业判断和评判等方面的问题,而现有的教育行政拨款又是与这些不合理评价结果相挂钩的。

一是国内的教育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纷繁复杂,更多还是在比拼谁掌握的资源多、谁的话语权多、谁的规则制定权多、谁的国家投入多,往往是一系列既往主观评价以及一般成果与高端成果的简单叠加,得不出一个客观评价,对国际上通行的对一个学科本身的贡献度的客观性评价指标重视远远不够。在国际上,看一个学科是否是一流就看两个最关键的核心指标:1. 学科成员在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及其引用率情况如何,这也是检测其理论创新贡献度的客观指标;2. 学科所汇聚的本领域内公认的有影响力、有重大理论创新、对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世界知名学者有多少,如以经济学为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等。这些在国际学术同行中基本都是公共信息,根本不需要什么专家认定和政府部门来评价,更不会将政府部门对学科的评价和排名与政府拨款挂钩。然而,在教育部对大学和学科评价体系中,这两个指标基本没有作为核心导向指标体现出来,即使是应用性研究也没有对追求卓越、尖端的激励和牵引。现有的评价体系如不改变,中国不可能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国内的学科评价体系,一方面纳入了很多的人才和项目计划,而这些往往是国内话语权垄断的结果,没有或很少是国际同行公认的;另一方面对于学术论文质量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区分度,良莠不齐,对于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论文的权重放得很低,甚至是和国内一般核心期刊同等权重,没有意识到一块金牌的影响力等于数十块银牌、铜牌甚至更多的简单道理。香港科大丁学良教授在2005年提出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论断,之所以引起海内外众多学子的共鸣,其主要依据的标准也就是中国经济学家对学科发展本身作出的世界公认的学术贡献而言,尽管说法极端却说出了基本现状。国外非常重视一个教授的理论创新贡献,即使是格林斯潘、萨默斯等曾担任过美国财经高官的经济学家回到大学,也一定不会对后者的经济学科排名增加任何影响。即使是政府、国家急需的东西,只要不是原创性的发明,比如跟着制造大飞机或载人飞船上了天,对一个学科的评价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二是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没有考虑学科差异性。比如,学科评估中所采取的只计算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办法,这是一些学科的通常惯例,但还有另外一些学科则完全不是这样。因而,应该根据不同学科采取国际通行惯例,而不是一刀切。比如,在经济学和商学领域,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按照姓氏拼音顺序署名。这样一个没有考虑学科差异性的评价标准一旦确立,将形成上行下效的指挥棒效应,对那些追求世界一流,但不按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学科造成致命性的影响,对这些学科的发展非常不利,极度不利于协同创新,会人为造成老师与学生抢排名,资深教授与青年教师抢排名,院长、系主任、所长与教师抢排名,从而影响青年学者对做高水平研究的积极性和师资队伍的稳定性,特别是对高校基层做国际性研究的海归教师队伍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加上其他因素,前些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潮也可能会中断。又比如,对于一些应用性不强的基础学科、理论学科,也将领导批示、重大课题等作为关键指标考量,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并且,将社会咨询和科学研究混为一谈,将获得领导批示作为重要目标,也会冲淡大学最重要的使命主题,即科研创新和培养有创新力的人才。

三是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利益捆绑以及重大项目评审专家组的构成问题。目前,我国很多教育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征求了相关领域内位高权重的国内专家的意见,而考虑到评价指标与后期教育资源划拨的关联性,这些专家往往会出于这背后的利益考量将有利于自身学校获取更多资源的指标、规则放进去,而没有以高学术标准为准绳,即使是应用性的知识贡献也应坚持高标准。而到了评审环节,邀请的很多专家又是教育部各种指委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知名大学的退休老校长、老院长等曾经担任过行政职务的人,这就很容易导致屁股决定脑袋,站在本位立场上为自己的单位争取资源或进行利益交换,而忽视了基于学术本身的优胜劣汰。并且,这也使得一些项目申请人往往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拿到评审专家名单,进行攻关。所以,很多学术评审已沦为跑关系、走后门、利益交换的场所,这本身也是一种严重的学术失范。

由于目前国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资源配置与这样的学科评价及其排名紧密挂钩,这无疑会极大地打击大学追求学术卓越、打造世界一流的积极性。

二、三条建议措施

与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经济改革一样,教育也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首要的就是学术评价体系的国际接轨和进一步引入开放竞争机制。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建设起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这里提出三条建议措施:

(一)建议在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每个学校或学科可以对致力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两类导向实行分类申报和分类评价,都可以被评为一流,从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时,明确将对学科发展本身的原创性贡献作为评价打造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学科的必不可少的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根本性判断指标。在国际上对研究型大学和学科的评价中都将对学科的贡献度作为必不可少的第一指标,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充分指标,非常强调对国际顶尖学术大师和国际顶尖学术论文的衡量。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其指标和标准当然多重,不是唯一的,但是归根结底一个最公认、最关键和不可或缺的量化指标就是在公认的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及其引用率,这个相对客观的指标代表了一个大学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

世界找不到一所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这方面不是靠前的,并且所有其他指标,如大学声誉及明星教授等都由此体现。它起到“导火索”的作用,触发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如学科建设、一流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指标导向的作用非常重要,就像地方政府的市长、书记们,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他们评价的最主要的指标一是发展(GDP),二是稳定(维稳)。由此,不管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还是为人民币服务、为仕途服务的贪官,都会想尽千方百计把GDP搞上去,改善投资环境引才引项目。同理,如果现在对高校的评价指标是以在世界一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为核心考核指标,我断定各个大学的激励反应肯定不一样,没钱也会想法找钱引进人才,后面的评比体系、评价指标都会跟着改变。

因而,国内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能否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其关键切入点就看在公认的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及其引用率能否向世界前列快速挺进。比如,施一公教授回到清华大学后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之所以能在与世界上一流的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研究团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在于这个团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科学》、《自然》和《细胞》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而他的实验室被国际同行公认为是世界一流,从而也形成了凝聚一流人才的正循环。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科也是如此,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从国际上籍籍无名、国内中流到目前科研实力达亚洲前列、世界知名,所依靠的也正是以在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为主要指标导向,从国外引进和凝聚了大批优质海归经济学人才,抢占了国际学术舞台的话语权。按照前述的蒂尔堡大学排名研究,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已经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国际著名研究型大学并列,领先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南加州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许多世界名校(当然,我们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由于海归老师都较为年轻,在文章引用率上肯定不高,且没有世界级的明星教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都可能会改进)。

因此,强烈建议对在国际化方面做得非常优秀,对提升国内学科在国际上学术话语权的高校、学科,与那些在做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做得非常突出的高校、学科进行分类评价,在项目申报时也明确区分是世界一流导向的,还是服务国家急需导向的,给予至少同等重要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两方面相互促进提高,相互砥砺前行,而不是相互掣肘。这就涉及到评价体系中评审专家的构成问题,下面会论及。

(二)建议对国家级项目和人才的评比与挑选,只要有可能就应采用回避制度,避免利益冲突,加大海外评审专家比重,广泛邀请活跃在国际学科前沿的专家学者参与同行评议,促进我国科学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加快融入世界主流行列。现有的学科评价体系中,国家项目和资深专家教授占了较大权重。对项目和人才的评比,建议参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海外评审专家库的做法,在其他国家级支持项目中也加大力度、加快引入海外学者包括港台地区的学者参与同行评议和建设海外评审专家库,以消除国内过去因学派不同、观点差异、与被评审人的关系亲疏或者从本位利益出发交换选票等原因而产生的影响评审公正性的问题,让良币驱逐劣币,形成基于国际先进学术标准的良性评价体系,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同步走向国际前沿。自然科学领域可能在这方面相对好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做得还十分不够。

当然,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有不同的学科属性,有一些学科如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有一些学科如国学的中国国别属性也十分突出。这些学科也许不适宜过度朝向国际标准靠拢,不适宜大规模引入国际同行评议制度,但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机制的现代经济学和商学,意识形态和国别属性就很弱,可以作为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水平的突破口,在引入国际同行评议制度、参照国际先进学术标准建设方面进行大胆尝试。

当前国内经济学和商学的研究和教学整体水平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先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直延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老眼光来看待专门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现代经济学。邓小平曾指出,市场只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实际上,现代经济学也只是一种手段,是研究和建设市场经济的一个工具,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区分,应该在学科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加大各校经济学科对学科本身发展所作出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原创性贡献的引导,如像将经济与管理纳入“”那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的评审中也将经济与管理并列,引导中国经济学科朝着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三)建议破除行政主导,将行政配置资源(如行政拨款)与行政性主导评价和排名分开,加强基于学术共同体自治和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教育科研评价体系,让学术市场和社会的独立评价体系参与进来,有利于促进学术评价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客观性,并以此进行资源配置。从长期看,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行政主导的教育科研评价体系必然要让位于学术市场,让位于社会。因此,我们应该确立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公开、开放、具有吐故纳新功能的专家库,以此杜绝学术评审中的不端行为。鉴于在目前的教育科研管理体制下,政府是出资方,学术共同体是受资方,由哪一方来主持评价可能都难以做到置身事外、公允持中,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应该按照国际通常惯例进行评价,并基于此进行资源配置。

三、结束语

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路向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以追求卓越和世界一流为导向的教育科研评价体制为牵引,其结果可能是像中国经济发展那样受制于粗放式发展模式,而不能尽快地切换到内涵式发展模式上来,也不能很好地实现“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战略指针。正如中国加入WTO以开放倒逼改革一样,通过以国际通行标准为参照的宏微观改革所形成的红利,使得那些认为加入会对中国民族工业或安全造成影响的担心(如中国汽车、农业、银行等行业形成毁灭性打击的预期)均未变成现实。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同样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以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来推动国内学术生态的重建,加快实现教育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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