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林毅夫教授结束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我也关注到林毅夫教授回国后开始出版了一系列的新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从西潮到东风》。在这些新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拥有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经验积累的林毅夫教授在研究成果中开始体现出鲜明的新特点，以我个人的总结，就是新的分析框架以及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彼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总量仅占全球的7.4%，而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已经接近全球15%，这10年间中国迅速发展为全球工业生产中心，也几乎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使得中国在这一轮危机中所遇到的挑战和未来道路的探索都比以前更复杂，这既是对现有的经济分析框架的挑战，同时也给优秀的经济学者以创新的动力。
在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历程中，从早期强调进口替代战略的所谓“发展经济学1.0版本”，到对治理和商业环境改革的所谓“发展经济学2.0版本”，再到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改进服务供给的“发展经济学2.5版本”，都在经济发展史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林毅夫教授从全球化的比较角度发现，过去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理论模式前进。在他看来，现在是时候立足于亚当·斯密的观点，回归到经济增长的本质，关注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以及基于潜在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现实是，此前所依赖的人口优势、环境资源优势[1861.92 -0.16%]、低收入制度优势等都已经逐步减弱甚至难以为继，如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通过制度和治理改革形成新的禀赋，可能是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竞争优势的核心，甚至也是新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寻求共赢之道的核心。
我想，这些问题也必然是以经济发展理论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经常思考的问题，《从西潮到东风》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林毅夫教授将他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的思考所得与读者分享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让我们得以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待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演化路程，也得以用更为协调、共赢的思维寻求解决之道。
四年前林毅夫教授就职世界银行时，正值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此前这轮“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所掩盖的经济体系的固有缺陷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对症之策，特别是各经济体之间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反而带来更多摩擦和矛盾。事实上，即便在林毅夫教授任满回国的现在，这场危机的后遗症仍然挥之不去，关于这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研究争论和实践摩擦还在继续。
因此在这个时候，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当前全球经济、中国经济以及经济学方法论方面都有宝贵的启示和收获。在本书中，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理论性反思。对这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有诸多理论性解释，较为广泛被接受的是危机发端于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状况的急剧恶化，其背后是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所采取的作为自保的出口导向策略和外汇储备积累。这无疑过多将失衡的天平压在发展中国家一端，林毅夫教授对此的看法是，危机根源于美国金融监管放松带来的高杠杆率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由此引发21世纪前十年的流动性剧增和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过度消费、财政赤字、美元国际储备地位等机制形成大量资本外流，最终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扩散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一推断揭示，这种美元储备地位的重要性与其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制衡缺失，推动了近十年来的全球繁荣，也同样埋下危机的种子。过多地将全球失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是有失偏颇的，中国在2005年以后才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并且这种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也并非完全源自家庭储蓄动机，而更多是双轨制改革后遗症下劳动力大量富余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持续市场扭曲。
其次，是对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失衡解决的理论思考。在这一次金融动荡之后，对凯恩斯主义的探讨和批判十分激烈。2009年以后全球性的逆周期宽松货币政策、主动财政扩张暂时拉动了全球经济复苏，但4年之后人们发现由此造成的杠杆率提升、低利率依赖、量化宽松模式效果递减、贸易保护再次兴起等负面压力更为显著。人们开始认识到，凯恩斯主义在单一国家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提升外部需求走出危机，但如果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就显得缺乏实际效果。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种“超越凯恩斯主义”模式，即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新的“马歇尔计划”并非不可行，关键是要跳出一国一城的局限，应当推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持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样也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提高发达国家的需求。通过给多边开发银行提供同等资金，能够起到连接不同经济体实际需求的作用，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林毅夫教授站在他的立场上给出一个共赢的策略。
最后，是对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探索。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显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而新兴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同样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因为这并不能保证所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都能保持健康、强劲的经济，从而导致各种货币就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地位展开更激烈的竞争。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单一超国家储备货币，即用名为“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来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体系。尽管可以预见的是，在操作上这种方案还需要经历较长期的博弈、探索和尝试，但正如70多年前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过程中对罗斯福总统的答词里所说的：“既然我们要致力于一种共同标准、共同法则，它就应该是所有人乐于接受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无疑也应当向更稳健、照顾更多经济体利益以及避免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内在冲突的道路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