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放缓的争辩
自2011年年中以来，市场参与者对中国经济硬着落的担忧一直没有间断过。今年三月开始，政府增强了稳增长措施的力度，中央银行几次降息、调减存款保证金比例并对商业银行贷款决策进行窗口指导，国家发改委也加快项目审批的速度，尤其是给一大批清洁能源、轨道交通以及机场等项目开了绿灯。可惜的是，部分投资者对上述措施的效果深感失望，因为经济增长没有如2009年那样强势反弹。部分投行经济学家一再指责经济决策严重滞后于经济周期。但市场人士可能没有意识到，决策者的思路已经发生了转变，如果说过去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刺激增长”的话，现在的政策目标则已经转变为“稳定增长”。
导致决策者与投资者对经济形势判断发生差别，可能有技术层面的原因，比如市场普遍不信任官方统计数据。投资者往往根据上市公司生产、销售和盈利的数据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在这一次经济调整过程中，消费相对比较平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进一步增加。但上市公司所经营的消费品大多是高档奢侈品，这些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比较高，经济下行时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大。因此总体消费表现也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投资者更加容易持悲观的态度。另外，有些投资者喜欢以电力消费来推断工业生产状况。但如果轻重工业产出构成发生巨大变化，耗电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总体工业生产水平。
决策者与投资者对经济政策看法大相径庭的另一个原因，体现在对这次增长减速究竟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调整的两种基本判断。如果是周期性减速，政府应该采取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增长回升。而如果是结构性减速，则政府应该接受相对比较低的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出现“新常态”
事实上，引起这一轮增长减速的因素，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而且可能是以后者为主。就业和通胀两个指标的变化可以佐证这个观点。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与此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大量的失业，二是出现了通缩。失业与通缩表明经济正在以远低于增长潜力的速度运行，也即出现了大量的闲置能力。在那样的情况下，采取宏观经济措施提高增长速度，应该是恰当的反应。
但现在的情形却并非如此。过去一年多来GDP增长率降低了两个百分点以上，但劳动力市场状况仍然十分紧张。根据官方数据，今年1-7月一共创造了820多万个就业机会，相当于全年指标的80%。工资还在大幅度上升，尽管最近出现了一些疲软的态势。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全国多个城市就业指导网的数据，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空缺数量持续超过求职人数。而CPI在经过一年多的下行之后，已经领先于GDP增长止跌回升。当然PPI仍然在下行，表明生产品过剩的问题比较严重。而CPI上升主要集中在低端产品与服务产品，这与总体通胀压力上升并不矛盾，目前的成本压力首先来自低技能劳动力，而且一般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因此，总体看来这两个指标的走势表明实体经济运行可能并没有太多地偏离经济增长的潜力。
而比较严格一点的做法是直接估计经济增长的潜力。亚洲开发银行研究局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联合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从2000-2010年期间的10.4%下降到2010-2020年间的8%，而且可能进一步下降到2020-2030年间的6%。如果这个估计是准确的，那么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没有大幅低于增长潜力。这个水平与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的估计大致相当。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增长的潜力目前已经大致落在了8%这样一个区间。
如果这些估计结果准确的话，那么尽管经济增长可能已经在短期内触底，未来大幅回升的可能性并不大。有的专家预言我们将观察到L型的增长轨迹，这一判断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普遍的预期是未来一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会缓步往上走。但L形的增长轨迹也并不一定指增长速度肯定不会有所提高，而是表明经济增长可能会围绕着新的增长潜力波动，而不会像V形或者U形增长轨迹所指示的那样，最终回到起点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在这个经济新格局下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再是人为地推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让增长在新的潜力水平附近稳定下来。
形成经济“新常态”的背景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转型。改革的头三十年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是产品市场开放与要素市场扭曲的共同结果，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资源价格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长期支持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快速消失。这些将促使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常规发展，同时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包括较低的经济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这些将构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这个转型同时出现的是中国经济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经济决策需要新思维
要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决策者与投资者都需要改变思维方式，而不能再以过去的老方法来管理经济与投资。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接受或者承认一些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些目前尚存在很大争议的现象其实已经或者即将成为经济与投资决策的重要前提条件。
我们要接受的第一个事实是7%-8%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与强烈的刺激政策相伴的10%的高速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要由过去的保增长转向追求“又好又快”的增长。比如随着低成本优势的消失，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去政府以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推动经济增长，但未来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也许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调节与分散的决策。政府的功能应该更多地转向支持基础研究、基础设施，并有重点地鼓励、引导和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要接受的第二个事实是劳动力短缺已经普遍发生，尽管这并不表明失业不再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劳动力市场已经经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由剩余变成了短缺，这一点在实业界已经有清楚的共识，但在学术界与决策部门一直争议比较大。造成这种认识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据不清楚，官方一直只统计登记的城镇失业率，根本不反映城市的就业状况。劳动部门制定的新增就业目标，在15年前是一千多万，现在还是一千多万，完全忽视新增劳动人口已经基本停止增长甚至下降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混淆了净增就业与新增就业的差别，人为夸大了就业压力。其实现在每年退休人数已经与每年新增劳动力人数几乎相当。
当然，经过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就业的压力就会减轻。当前劳动力短缺与工资上涨，产业就面临非常大升级换代的压力，如何保持数亿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其实正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考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比如将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工人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高速扩张的服务业。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大幅提升农民工的技能，不然他们未来将无法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继续就业。因此，政府、企业、工人和社会应该花大力气投资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要接受的第三个事实是经济结构再平衡已经开始，但完成这个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改革要素市场扭曲、减少国有部门垄断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再平衡不仅体现在外部失衡的减少，也反映在消费比重的增加。官方数据表明，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而且这一趋势目前还在延续。但北京大学黄益平和清华大学李稻葵等分别组织的研究发现最近几年消费占GDP之比已经开始逐步回升。他们都认为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是今年劳动工资高速上升，增加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因此消费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从宏观数据看，近几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与投资拉平。而消费重要性的上升，可以增加经济的稳定性，同时降低对经济刺激政策的需求。但再平衡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有些变化特别是外部顺差的减少可能还会出现反复。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减少要素市场的扭曲，促进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我们要接受的第四个事实是难见出口持续高速增长，而且资本净流出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即便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很难恢复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危机之前高速增长的局面。况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贸易制裁措施的主要目标国，保持出口高速增长难度更大。这些也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国内需求，而外部失衡的减少也表明短期货币升值的压力也会有所缓解。这给汇率实现双向波动甚至最终实现自由浮动提供比较好的经济基本面条件。
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决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政策目标。因为简单的GDP高增长已经不一定是最好的经济结果。最近几年，一些决策部门和智库研究新的政策评价体系，包括绿色GDP以及经济指标的综合体系等，客观地说这些方案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任何无法直观理解的目标体系往往都难以执行和监督，GDP行之有效就因为其简单性、直观性。二是所有这些指标所延续的就是从上往下的威权体制的旧思路，它与经济“新常态”是格格不入的。
“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效果应该更多地由市场与百姓来评价。市场承认的和百姓满意的就应该算是好的政策，但这不可避免地要求政府放权给市场，同时引进一些自下而上的政治决策机制。过去几十年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干预逐步让位给市场调节。在“新常态”下这个进程应该进一步加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简单的退出。过去政府依赖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参与了经济活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做法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初期，相当有效。但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政府的功能似应更多地集中到调控宏观环境、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引导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