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两个变体正继续蹂躏着西方经济，令失业和贫穷状况进一步加剧：一个是我们经常在报纸上读到的涉及各国政府的金融危机；另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则是中小型企业和家庭层面上的危机。在这两种危机得到恰当应对之前，西方世界将继续背负着增长滞缓、失业率长期居高及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的负担。
主权债务危机是众所周知的。为了避免出现经济萧条，各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都忙于实施财政及货币刺激政策。此举成功抵消了因私营部门去杠杆化所导致的严重经济紊乱，但却是以破坏自身财政收支平衡以及扰乱央行资产负债表为代价的。
虽然主权信贷的质量几乎全面恶化——并很可能继续恶化下去——但它对各国的影响却有所不同。某些西方国家——比如希腊——起初其政府账目就非常糟糕，所以很快就陷入了长期持续性的危机模式。这些国家将一直深陷危机，即便很长一段时期之后都依然无法为其公民带来一丝希望。
其他国家过去在财政上一直尽职尽责，却无力应对那些从别处承担的债务（例如那些不可靠的爱尔兰银行就毁了本国的预算）。另外一些国家——包括美国——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但无法在某些长期事务上取得进展。而有几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则通过多年的财政纪律和体制改革拥有了深厚的经济和金融复原能力。
各国的应对政策各不相同，这也并不奇怪。但事实上，这些政策之间只拥有一个至关重要（也令人失望）的共同点：那就是无法依靠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最安全”的方法来为其过度负债的经济去杠杆化。
希腊实际上已经在某些债务上出现了违约。爱尔兰和英国一样选择了紧缩政策和改革。美国正逐步通过金融抑制手段把资源从债权人转移到债务人手上。而德国正逐渐适应在国内需求方面的稳健相对扩张。
关于主权债务危机我想说的就这么多，因为考虑到其对国家、区域及全球的影响，对其的讨论已经足够丰富了。毕竟，它之所以被称之为主权，就是因为它们拥有征税、监管，甚至极端点说，没收的权力。
另外一种信贷危机也同样重要，但其受到的关注却少得多，即使它损坏了社会的凝聚力、生产力以及人们维持自身生活水平的能力（尤其是对底层人群来说）。据我所知，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中小企业、中等收入以及收入拮据的家庭都经历过信贷获取渠道显著下降——不仅针对新的融资，还包括更新过往信贷额度和借款的能力。
这种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大家都知道。其范围涵盖从银行抑制贷款到异常的高风险规避行为、从信贷工具信誉崩溃再到某些机构完全撤出信用中介机构的举措。
这种信贷约束是许多国家失业率持续上升的一个原因——通常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原本已经处于令人担忧的水平了，例如希腊和西班牙25%的失业率（这两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了50%）——同时也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虽然相对而言美国的失业率并不高）。这不仅仅是生产力流失和贫困加剧的问题；长期的高失业率还会导致社会动荡、对本国政治领导人的不信任以及产生失落一代的风险。
确实，许多发达国家的失业数据主要由长期失业构成（通常定义为六个月或以上）。技能的逐渐丧失对那些原本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是个问题，而首次就业不成功则不仅意味着失业这么简单，还隐含着不会被雇佣的风险。
政府们在处理私人信贷危机上做得太少了。虽然理论上它们必先解决危机中的主权债务方面；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大部分官员是否制订了一个全面计划。
那些受到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最剧烈的国家的政策非对称性最为明显。在这些国家，政府基本上任由私营部门自生自灭；大部分家庭和企业都处在挣扎之中，因此加剧了长期的经济崩溃。
其他国家则仿佛采取了一种“寻梦之地”——也被称之为“平台建好了，人就来了”——的方法来处理私人信贷市场，例如，在美国，由于美联储的政策措施，人为降低了对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以期启动审慎的融资。欧洲央行也正在采取这么一个间接手段。
但在这两个地方，掌握有更有力工具的其他政策制定实体似乎既不愿意也无力承担自己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的行动将一直无法产生足够的牵引力。
事实上，只有英国明确选择了更协调也更直接的方式来抵消由私人信贷危机引起的长期短缺。由英国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共同设计的“贷款资助方案”旨在“提高银行和建房互助协会向英国家庭和非金融企业借贷的动力”，同时也要求前者为自身的行为负责。
英国的例子很重要；但是考虑到整个挑战所涉及的范围和规模 ，该提案还是相对保守的。这一计划也许能刺激一些有益的信用中介行为，但它依然无法对那些继续阻碍强劲经济复苏的因素产生重大影响。
生产部门能够拥有适当的信贷获取渠道对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否则经济增长就将止步不前，也无法充分创造就业，不断扩大的财富与收入差距将腐蚀整个社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恢复发达国家经济和金融活力的综合性手段都必须着眼于适当复苏私人信贷流的原因。
穆罕默德•埃利安是美国大型债券经纪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兼联席首席投资官，著有《当市场冲突之时》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