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未来的改革中，最主要的还是跟政府的职能有关，一个是政府职能的界定，另外就是政府如何来履行它的职能。很多经济问题，都是跟政府履行职能的方式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这跟政府的职能有很大的关系。之所以我们投资率这么高，居民消费力这么低，是因为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对比较低。
这收入都跑哪儿去了呢？一方面是政府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另外一方面是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而企业可支配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所以，这样一个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是跟政府的职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要想改变这样一个分配格局，就一定要改变政府的行为，这是关于增长结构的问题。
从增长的动力上来说，我们前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很大程度上跟政府职能的边界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政府做的一些投资和国有企业做的一些投资，可能效率比较低，当投资的效率降低了，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也会降低。所以从增长的角度来看，政府的职能转变非常重要。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这是大家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除了要有经济增长，还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共享增长所带来的果实。我们对现在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是非常满意，我们的贫富差距还比较大。
造成贫富差距大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垄断所带来机会的不均等，垄断企业的职工收入相对于非垄断企业来说比较高，所以垄断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均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另外就是灰色收入，腐败所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均，也是一个造成收入差距比较大的重要原因。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牵扯到我们说的政府职能的界定，以及政府执行职能的方式。要减少垄断，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减少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是政府的政策所能够影响的。而腐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不需要管的尽量不去管，当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这种腐败者寻租的机会也就少了。所以，如果能够更好的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就会减少寻租的机会。
当然，政府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做，政府还是有一些必须要做的事儿。在政府做这些必须要做的事的时候，应该更加透明化，使得政府的行为受到更多的监督。如果是这样的话，腐败的机会也就减少。如果一旦我们解决了垄断的问题和腐败的问题，我想收入分配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问题都能全部解决。但我觉得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老百姓对于收入分配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不公，而不是仅仅是贫富差距。那些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的收入，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如果因为垄断和腐败、不公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老百姓对这样的差距容忍程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行政垄断方面，在政府的职能界限方面，在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方面，都有一定改革的话，收入分配问题也就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