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8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发言时表示，政府制定土地改革政策时应该充分吸取底层变革的力量，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因为地方围绕这个难题，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应该吸取这个经验。
人口流动性跟土地资源配制存在冲突
周其仁首先分析了当下土地制度面临的问题，过去我们体制是一个划地为牢的体制，城乡之间不同的产业、不同地方，包括城市之间都是不能轻易动的。这种不能动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改革以后增加了经济自由，但人移动容易，而土地移动非常难，土地的权利界定比人资产的权利界定困难。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东西不匹配，人口的流动性跟土地资源配制的灵活性之间有冲突。
粮食体制改革经验可供参考
周其仁认为可以借鉴粮食体制改革时的经验，他说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统购统销的粮食体制改革非常艰难，统购统销保护了军队、农业，如果把它一天就拆掉，口号可以喊得很激进，但国民经济就乱套了。当时就找到了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渐进的改革方法。第一，有些地方不适合种粮食，用经济收入的钱交后备税，政府拿这个钱收购种粮食的地方的粮食。从交粮食变成可以交钱，这是当时改革政策的一个方法，使刚性的制度增加一点弹性。第二，在国家规定的保大城市供应，保军队粮食数额之外，增加生产的粮食可以拿到市场卖，即双轨制。所以后来统购统销的改革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地方经验的基础上变成全国政策走出来的。先稳住，慢慢发育，等到时机成熟再变，完成市场化。这个经验很可能在土地改革中可以参考的，当然土地问题比粮食问题复杂。
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
周其仁谈到了重庆、成都改革经验，他总结说两地经验是把原来非要通过政府卖地，变成可以不用通过征地就纳入到市场交易的范围内。城市和工业用地除了从国家征地卖地这个途径，还可能有另外一条获得土地资源的途径，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目前市场轨道还是一个初期的阶段，发育不成熟，有的还依附在原来的行政主导的情况下，但是里面也有些新的苗头，直接把这些资源组成一个公开拍卖的市场，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去发行价格，去定价，评价它的相对稀缺性。这样慢慢可以让土地资源的配制和人口流动之间配合好一些。
周其仁最后谈到，地方实践的东西，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北京制定政策应该充分吸取底层变革的力量，不能完全靠顶层设计，因为地方围绕这个难题，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应该吸取这个经验。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大，而且复杂，完全靠我们想像哪样最好，这也有意义，但更有意义的是实践中的经验。
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有两条最重要的经验：第一是确权，第二是市场。
第一，确权。周其仁说，在动土地制度改革之前，有个基础工程要做好，就是确权，确权不单单是经济改革，它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它划定政府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而且确权不能光确到集体，要确定到户，农民拥有自主权，拿了权也可以不转让，他觉得自己用合算就自己用，要他自己做决定。
第二，交易平台不能地方卖，要放在一个较大的平台上来放大价格。现在土地是高度地方化，这对资源配置，从经济原理来看是不太好的。现在各地的土地差价差得非常多，而农产品的差价没那么多，因为白菜、粮食等有一个全国价格的形成机制。
周其仁认为，这两点在地方的土地制度改革实验当中，开了一条新的轨。目前，成都、重庆都有产权交易中心，重庆一年可以有5万亩的地票完成，比如农民可以把老家的土地复垦为农地，把盖房权利放到重庆交易平台定价，有人买，再落地，这就改变了划地为牢的资源配置。
2008年成都市委发的一号文件也受到他高度评价，该文件在成都整个范围内进行了确权，虽然底下干部有很大意见。拿地太容易，会导致土地的低效率配制，拿地困难，拿过来要比原来用得更合理。从成都看这条路艰难是艰难，但是可以走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