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七大门派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派别。经济学界当然也有派别，之所以叫派别必然有其特点，先从清华派说起。

 

清华派的特点是祖宗打下的基业庞大，同其他院系相比大有骆驼与马之比。但是其历史短暂，除了民国老字辈陈岱孙名扬江湖之外，目前尚无厉以宁（北京大学）、吴敬琏（国研中心）等老一辈学术上的掌门人。

 

在经历过一长段时间的沉寂后，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1984年正式创立经管学院，并一直担任院长到2001年。此时的经管学院才算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真正建立的自己的经济学院，朱镕基作为首任掌门，名满江湖。

 

朱镕基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后来又位居总理之位，使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在成立之初就在资源上有无人能比的优势。由于强大的人财物，尤其是和政治资源的关联，使得经管学院在经济学领域进入第一梯队。

 

清华经管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国际化程度较高，海外教授多，授课英文程度高，国际交流频繁，有较好的国际视野。另外一个特点是学院不仅有经济更有管理，也更加务实，这一点同隔壁学院的国发院截然不同。

 

在1994年，也就是学院成立10后，朱镕基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提出要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经管学院，江湖气势无人能比。朱镕基建立起这个门派后，在2001年卸任，第二任院长是赵纯均（2001年-2005年）、第三人院长是何建坤（2005年-2006年，常务副校长职兼任院长），2006年10月钱颖一出任院长至今。

 

赵、何二人时代可以算稳定过渡时代，其知名度远远不如第四代掌门钱颖一。钱颖一自接任掌门后，地位稳固延续10年至今，且在其管理下，经管学院的力量与日俱增，同朱镕基时代比，学院和影响力均大大增强。

 

经管学院有两个金字招牌，一个是朱镕基，一个是朱镕基在2000年推动下成立的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此顾问委员会在国内尚属第一，无人能超越。由于顾问委员会囊括了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大咖和企业大咖，能受到总理级别接见，也是清华大学的殊荣，其他无任何院校有此能力。钱颖一可以说是在首任掌门开辟的道路上，走的很稳很好，将顾问委员会确实做到了当初设想的水平。

 

正是由于清华经济和管理的混合，使得清华的经济学更为务实可信，但是同时也有其不精的软肋。

 

钱颖一由于含着金钥匙当上掌门，一直以来有一股傲气，藐看天下。他1956年生于北京，1981年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提前）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由于是较早一批留学，又有名校的背景，使得钱在心态上有很大的优越性，经管学院内部也有管一直在国内比如清华大学读书毕业后（本科、硕士、博士）加入清华的成为土鳖派。

 

钱颖一如同经管学院一样优点鲜明，不足也是有的。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同林毅夫等相比，其并没有自己鲜明的理论，尤其近年更多是沉浸在同企业家打交道上，接触一线的机会多余任何其他经济学家，但是也没有提出更为精细的理论。

 

由于清华特殊的院校地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每一届都会给清华一个名额，至今为止已经有三个人入选，分别是李稻葵、钱颖一和白重恩。这三个人中，李稻葵算是经济领域中知名度最高的，曾经一度横扫天下，谁人不知。但是经历过危机后，当社会普遍对宏观调控进行反思的时候，李并未特别强调这一方面，结果在一个问题上被许小年抓住鞭子，当街大骂斯文扫地，一时难堪。白重恩则比较低调，同钱颖一一样也有数学背景，其影响不容小觑，由于为人低调又常有独特见解，江湖中也是一人物。

 

整个经管系也是卧虎藏龙，一些教授在某些领域的研究独领风骚，很多人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也不乏混场之人，毕竟学院较大，各种行政和团组织过去的教授相对而言就差了一些。  

 

经管学院是清华经济学派最为突出的代表，公共管理学院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两个学院在清华里挨着。当然公共管理学院显得更小一些，在政策上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院长薛澜影响力较大。出身该院的胡鞍钢是意识派的红人，知名度也享誉国内。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一批智库试点里，只有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的研究中心，而并没有清华经管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宏观层面影响力上，经管学院并没有一个拳头产品。但是由于胡鞍钢并非主流的经济学流派，在市场人士那里并不是很吃香。

 

其他如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研究所，由于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学遗风，影响力则显著小于上述两个大院。

 

清华学派里的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武功高强，非常务实注重术，技术派特征明显，非礼勿动看的透，但是鲜有当面指责决策者人士，学者批评之风较少。掌门人意气风发，由于祖宗基业好，江湖地位非常之高，学院整体其他院派也难以攻破。但是也有其明显的不足，比如整个派系的武功纷乱，掌门人尚不能留下一派武林秘籍，并没有形成一套属于清华的独门秘籍，这是该派的一个软肋。

 

 

北大的经济学派相比清华来说，特点更为鲜明和厚重。北大门派厚重，各派系关联度极大，又有拿得出手的本门秘籍，颇有少林之风。

 

或许由于是文科传统，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名人要远远超过清华，也远远超过其他门派，这是该派的一个鲜明特征，让人赞叹！

 

北京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就设立，1912年改名国立北京大学后，建立经济学门（系）。北大经济学系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科，开辟了中国的经济学之路，开山鼻祖地位尊显。历任领导中不乏大咖，如严复（国立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翻译《原富》即《国富论》）、李大钊（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寅初（1919-1921新人口论）、陈岱孙（1954-1983）等，历史源远流长。

 

翻开这段历史，不仅让人赞叹此门派的丰厚历史。

 

厉以宁成功接住了老一代的大旗，他1955年在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1992年。厉以宁在此期间，不断发声，外号“厉股份”在此期间获得，知名度与日俱增，同时期间交了两个学生现任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师身份一时无两。

 

厉以宁1993年离开经济学院就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该学院更名为光华管理学院，自此又再创一派，经济学院则在伺候示微，虽然后来有如刘伟等，但是同早期和同期其他院系比则暗淡不少。

 

厉以宁就任光华管理学院后，光华一跃成为商学院第一梯队，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影响颇大。光华学院注重研究和学术，并一直看齐国际。

 

继任院长是张维迎，张维迎在莫干山出名，随后就职体改委，后来在牛津深造，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其不断倡导市场改革，针对国企改革发声，引发全国的讨论。张维迎就任院长后也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不过由于个人原因，最后暗淡离任，导致光华现在都在避免谈起张维迎，令人唏嘘。现任院长蔡洪斌，属于后起之秀。

 

厉以宁从经济学院出来重新树立了光华的大旗，实属不易，比有朱镕基担任院长的清华经管某些方面更有优势，究其原因还是厉以宁本身有鲜明的思想，并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和进步，反观清华此点则没那么明显。

 

1994年是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这一年和光华同时成立的还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此中心据说林毅夫拿着美金和清华、人大都谈过，最后还是北大的领导有魄力做了个批示，从此朗润园在中国经济学历史的地位上留下了浓墨一笔。此园子就好比少林的正室一样，将北大的经济学派发扬光大。

 

CCER掌门人是1952年出生的台湾人林毅夫，他从台湾游泳到大陆来，后在芝加哥和耶鲁大学学习深造，回国后在国研中心任职，随后到北京大学经济系短暂任教一年。易纲和海闻当时担任中心副主任，张维迎也加入到最早期的工作之中。

 

中心成立后，林毅夫随即展开了他理想中的研究机构的样子，邀请国际大师演讲，频频就中国政策发表观点。1995年就邀请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以及后来1999年或的诺奖的罗勃特· 蒙代尔到中心演讲，这在当年还是比较稀缺。同年CCER的核心力量留美学者周其仁、宋国青，留英学者卢锋加入，周其仁随后成为第二任院长。1996年姚洋加入，此后成为第三任院长。

 

此中心教授不多，但是均有海外背景，个人功力较高。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给清华北大的名额，则一直落在CCER，而不在知名度更早的经济学院和光华学院。CCER的三个教授周其仁、宋国青、黄益平都先后成为货币委员会委员。CCER在政策上和宏观经济上频频发力，且观点多为中央采纳，而且解释有力如周其仁，预测准确如宋国青等，在经济学院发力成为第一。

 

首任掌门林毅夫更是后来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人第一人，影响力走向了国际。回国后一直致力推进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最初的副主任易纲现在已经位列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副行长，影响力超群。

 

二任掌门周其仁在林毅夫赴世界银行后接任，中心升级为学院，学院管理上循序渐进。其个人对政策上发言影响颇大，针对中国医改、土地制度、货币政策等发表文章颇多，而且案例加理论，长篇大论将一个问题解释的通透。三任掌门姚洋属于青壮派，接任掌门后调入了去了光华的张维迎，以期再震雄风。

 

投资论一直是该中心所提倡的，事实证明也是政府积极采纳的政策，因为有明确的学术思想，此门系得以长远立足。

 

综合来看，北京大学学派影响颇大，江湖第一掌门则无人能出其右，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才辈出。不过令人唏嘘的是经济学院，大师级人物不再出现。

 

由于时代原因，经济学家已经度过了最辉煌的年代，很幸运的是北大的经济学人赶上了这个时代。但是，当下面对改革进展缓慢，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受到了诸多挑战。比如投资论已经不能一呼百应了，周其仁、宋国青等在解释和学术的道路上很成功，但是影响政策方面却难以比肩早期，张维迎则由于有太多的个人意识，导致其官方传播途径在不断缩小，这是应该反思的，毕竟经济学思想是需要传播的。

 

 

 

说社科院是贵族一点也不为过，两个法宝技压群雄，一个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诺贝尔——孙冶方奖，一个是《经济研究》国内顶尖杂志，其他门派尚无此资质。社科院虽然是以马理论著称，但是整体研究实力较高，有亚洲第一智库之称，在经济领域武功高强，技术高超，也曾鲜衣怒马闪亮神州。

 

社科院是有贵族气质的，对中国经济早期启蒙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更有一些人的精神追求超越了经济视野，走的更远。

 

社科院的历史按照血脉来看也可以追溯到民国年间，最早来源是1928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中央研究院囊括了中国顶尖人物，比之大学的大师资源更为丰富。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名单为例，民国大师胡适、傅斯年、朱家骅、梁思成、胡先骕、凌鸿勋均位列之中。其中经济学界的候选院士名单为：马寅初、刘大钧、何康、杨端六、陈岱孙、方显廷、巫宝三、杨西孟。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1955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院长郭沫若兼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到“文革”之前，哲学社会科学部有14个研究机构，包括哲学所、经济所、世界经济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语言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考古所、民族所、法学所、世界宗教所和情报所。

 

1960年，哲学社会科学部划归中宣部直接领导，是“文革”重灾区。学部内派性严重，冤案成堆，若干人被迫害致死。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顾准在此期间受到冲击，但是依旧坚持思考，为后来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学者榜样。

 

1977年文革结束后正式建立社科院，为正部级单位，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党组书记。成立后的四年里，先后建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现为财经战略研究院）、人口研究所（现为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后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02年建立金融研究所，经济院系全部建成。这些院所在成立之后，由于研究人员的水平较高，迅速成为中国学术最高点，最新的理论，最新的思潮从社科院里传向庙堂乡野。孙冶方、张卓元、刘国光、蒲山、吴敬琏、王岐山（现常委）、樊纲、李扬、蔡昉、余永定、汪同三、裴长洪、周叔莲等重构中国经济理论版图。

 

社科院的强项在于对技术层面的研究，对学术上的钻研都比较高精尖，拥有强大的技术性特征，这种技术性特征并非是高校教师所能比的，以《经济研究》杂志为代表的几个以“研究”冠名学术期刊彰显着社科院的尊贵地位。

 

而且由于是属于决策系统内机构，在政策影响，决策层思路转变上影响巨大，也引领了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

 

从整体水平角度而言，社科院在某个阶段是代表了中国研究的最高水平的。李扬在参加社科院年度跨年会议上，听了各个经济院所的研究员们针对技术上的分析（诸如平减指数计算等）后，表示，社科院仍然是中国水平最高的研究团队。

 

但是，面对着对手的强大和国际化的加剧，如高校和各种智库，以及海外研究机构入华等，贵族在走下坡路了。

 

在擅长的上层路线和理论突破方面，近几年社科院派系贡献度是在减弱的，没有国研中心被直接采纳的几率大，也没有在诸如投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方面做出自己独立的主张，甚至被北大以及其他智库建议所超越，现状搞的有点尴尬。

 

在对公众影响力方面，社科院的辐射范围和深度也在下降，对企业家以及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远远不如清华、北大这样的机构，由于鲜有在政策上提出自己独到的主张，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很难重回改开之初的情景。

 

再有，社科院在人才引进方面实际上是落后的，鲜有高校和其他智库灵活的引进人才方式，导致研究人员水平不能保持在国师级的水平之上，减弱了社科院派的后续势力。

 

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实际上就是院士，但却叫做学部委员，影响力远远弱于自然科学领域的院士，实际上历史上是可以叫做院士的，社科院不应该纠结在学部委员来源的历史文件上，应该申请中央将学部委员重新改回院士。

 

社科院派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新一代培养上人才断层，除了目前仍然活跃在前台的蔡昉、李扬、余永定、高培勇等，再下一代很难有可以媲美的学者接任了，尤其是目前活跃着一批从社科院出来的靠口水吹名的新一代，对社科院牌子本身也是个损耗。

 

社科院既全真王重阳的功力，又有武当张三丰的气势，但是底下弟子功力大减，搞的整个派系渐成没落贵族，但贵族毕竟是贵族，毕竟拥有这么多技术高超的大拿，整体智库水平（含非经济社科等）还是位居前列，所以重新崛起势必也是非常优雅的。

 

 

天津是清末、民国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北方经济中心。天津早期被动开放，多国建立租界，文化开明，经济发达，北京城里的官员和有钱人也都跑到天津置办资产，当时有“南上海，北天津“之称。反观现在，天津一个大农村的发展模样，令人唏嘘不已。

 

伴随着经济突飞猛进，天津本地的教育事业也发展得非常强势。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盛宣怀任首任督办，也就是后来的天津大学。1919年，张伯苓和严修创办南开大学，周恩来总理是文科第一期学生。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是天津学术的象征。

 

由于天津开放的比较早，有先天和国际接轨的优势，所以本地的学术研究从开始就比较具有国际视野，名师多有国外学习经历，且多位海外名校。同时在那个政局纷乱的背景下，这些人又能和本土实际相结合，很好的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

 

天津经济学派主要集中在南开，天大注重理工，在经济领域建树不多，天津财经学院建院较晚，倒是比较配天津现在的尴尬地位。该经济学派的发展，有点类似丐帮。丐帮不是贬义词，丐帮江湖地位之大无人能敌，丐帮胸怀天下，丐帮长老也都出身不俗，技艺高超，比如怀有本帮绝技的郭靖和帮主黄蓉，丐帮降龙十八掌更是无人能敌。

 

例如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南开价格指数，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当年编制的，可以看成是当年观察中国宏观经济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这一点是其他派系所不能比的，即使现在，再也没有这样有影响力的指标出来了。

 

现在清华北大等国内高校对国际教授引进颇下功夫，以和国际接轨为方向。但实际上，这些国际接轨是在改开后开始的，接轨之前是有几十年的封闭期间了，在这个背景下外国文凭自然就升值了，物以稀为贵嘛，当然水平确实有高低之分。但是现在占据高位有国际留学背景的人（中年人居多），习气太差，如某些人鼻孔朝天的作风，真是羞煞前人也！

 

南开早在建校初期就以引进国外人才为主，除了交中国课程的，大部分都是留学生，比现在国内的留学比例也不低，而且教材也是英文的（当然也可能不适合当时的教育环境），但同钱颖一的傲气比应该谦逊更多。南开是中国最早一批引进国外知名大学博士的院校，为推行知识平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这批引进的人才经济学技术水平之高，并没有引起当下多大的注意，也证明该派影响力是多么的不足。

 

南开派牛人当属何廉。何廉1895年生人，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创立者及首任所长（1927至1945年间），1948年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何廉1919年7月自费赴美国留学，在波姆那学院（PomonaCollege）主修经济学本科课程。 1922年转入耶鲁大学修读研究生课程并获得奖学金，主修经济学、兼修社会学。何廉在耶鲁大学的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夫·岱（Clive·Day）和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等教授，系统地学习了英国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学的方法和书目、价格水平和高级经济理论等课程。是的，费雪就是那个提出货币数量论的费雪，凡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那个费雪。费雪被公认为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他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更精密的科学，他在经济学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经济学的先驱，对经济学贡献非常之大。

 

何廉1926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他决定回国。作为费雪的直系弟子，亲身接触费雪经济大师第一人，何廉回国后非常务实的进行了本土经济学的改造，就是“经济学中国化”，这在中国经济学历史上也是非常难得的。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届经济学研究生就是在南开，影响了那个年代的学术圈。由于在学术上水平高，社会影响也住家扩大，南开经济研究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江湖地位无人能够撼动。

 

在期间，何廉注意到南开大学所在地、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天津从未有过物价指数方面的工作，便开始编纂以天津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以及天津生活费用指数，这两项工作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后得以系统地开展，便是后来闻名中外的“南开指数”，这同其作为费雪的助手也不无关联。

 

南开之所以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经济最权威的，是因为除了何廉，更有一批业界精英，比如方显廷、张纯明、陈序经、吴大业、李锐、杨敬年等。方显廷1921年又被资送美国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主修经济学。后转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攻经济学博士学位。杨敬年，1948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位委员会主任。

 

在民国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了，南开给经济学挣得了应有的地位，那种氛围有如现在穿越到民国。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段历史，会让人心情澎湃，这绝不仅仅是出几个大师的问题，而是在那个年代，经济学的技和术都是按照国际接轨来做的，只是后来经历了一些变形和曲折，现在回到了正轨。所以现在的学人们，应该更以谦虚的态度来对待经济学历史，对待当下，不要觉得自己多厉害，实际上环顾中国，真正厉害的确实也不是很多。

 

丐帮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几代昌盛之后，后辈无人，不能保证每个掌门都是黄蓉而且其衰败速度远远大于清华、北大、社科院等，就是在当前已经泯然众人矣了，其影响度甚至比天津萎缩速度还要快，这是需要南开人反思的，也是天津这片学术沃土需要反思的。

 

但是南开那股精气神还在，2015年6月成立的南开金融学院，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白聚山当首任院长，颇有老南开的做事风范。白聚山毕业于南开，是世界公认的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经济学研究的顶级权威专家。他在经济学领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论文引用率是排名前50名的经济学家中唯一的华人，多年来一直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排名中位居前3位，属于真正的经济学高手。但是或许有兼职之嫌，南开金融学院虽然有白聚山做为掌门，但是影响力很小，基本上可以基本忽略，也颇为尴尬。

 

真的是希望降龙十八掌再出江湖！

 

 

武汉大学曾以“学大汉武立国”被人传阅，展示出国人对一种莫名强大图景的憧憬，倒是颇令人唏嘘。这个斗死过老校长的学校，确实有着那么一股说不出道不明的味道来，一种高傲、封闭、自以为是又招招吸引人。

 

由于湖北在清末是经济重镇，对学术的需求也自然加大。武汉大学经济学传承如果回溯历史的话，可以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时设立的商务门开始。其实体根基源自1916年设立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设经济学系，当时武汉大学已经成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这五大名校分别是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的影响力横跨整个中部地区。建国后，多次分分合合，最后为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学派有有多大师级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北有马寅初（多个版本）、南有张培刚”之称的张培刚，有点“北乔峰南慕容”之感，张培刚是属于新中国前成名的那一群人。

 

张培刚1946年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这在当时中国来说，绝对是顶尖人才。张培刚接受的是纯西方经济学的训练，1945年10月写下了英文稿的《农业与工业化》，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并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据后期学生介绍，张培刚的论文是惟一一个中国人写的书。而且该论文还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张培刚在98高龄的时候不无骄傲的说：“我为中国人争了光”。

 

1946年秋，33岁的哈佛博士张培刚回到武大担任经济学教授，当时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包括董辅礽。文革后由于张培刚的西方经济学优异背景，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最早一批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大师级人物。但是此时，张培刚在中国仍然没有那么出名，他的学生董辅礽、何炼成、刘诗白都已经独霸一方，在各自领域成为头号人物，老师张培刚仍然默默无闻。

 

张培刚的徒孙毛振华介绍了当时出名的过程，1982年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在访问中国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消息报道后，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轰动，当时国人的表情应该是：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么一号国宝啊！

 

当然可惜的是，张培刚的主要成就在回国前的那段时间，回国后再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也在老年在此领域继续开拓，仍很难超过哈佛那段的成就，但是开山之作影响之大也足以让张培刚笑傲江湖了。

 

同时的一个博士是吴纪先，1945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武汉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但是知名度相比张培刚则低一些。

 

另外一个人则是充满争议的邹恒甫了，他在张培刚等大师功力消失之际横空出世。邹是湖南华容县人，1977年恢复高考那一年，15岁的他考上武汉大学，成为家乡美谈。毕业时不满20岁的邹恒甫成功申请到哈佛大学读书。1989年，他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入职世界银行。

 

1993年31岁的邹恒甫担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由于邹恒甫在国际发表文章较多，功力极高，不仅仅武大，其他几个高校如北大、中央财经大学等都争相聘任。或许由于年少成名，他开创了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数理经济与金融试验班创始人，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致力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教学，力图通过国际化、规范化的办学，改变国内基础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落后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局面，在高层次专门化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等领域取得突破。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林毅夫对邹恒甫在此方面的贡献，曾以无人超越进行赞叹。

 

但是也由于口无遮拦，经常狂扁其他经济学家，当然他也有这种资格，觉得国内经济学家都是小人，更闹出被张维迎开除，狂骂北大被告上法庭的事件。

 

同样一个传奇人物是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一年后赴美学习，在武汉大学短暂停留过。

 

现任经管院院长谢丹阳，功力也不俗，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92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华人经济学家排名靠前。其继承了办学的良好精神传统，一直呼吁对教育的松绑和放权。

 

武汉大学改开后，迅速改变接轨，很好的延续了历史上的辉煌，邹恒甫等人才的引进巩固了武汉大学本来应有的地位。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的力度投入较大，也很成功。但是这个荣耀的家族现在还是显得过于孤单，而且过于集中在自己的一招鲜“难难难”上，但这种难难难到底有多大影响力呢？目前的证据仍然只是出国人数上，在清华、北大、社科院等强大竞争对手面前，武汉大学显得略过拘谨。

 

同京城派不同，武大派比较注重弟子的培养，却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功力较弱。武大派与其说是沉浸在教学当中，不如说是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拿的出手的政策建议来，或许他们就是一群教书匠而已，而且教书匠的局限性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也越来越明显。

 

武大派并非不追求社会影响力，而是很难突破，这是高手云集的二三代弟子中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招招致命，却难以攻破天下。莫容世家也曾辉煌天下，现在武功也能独霸天下，但无奈江湖已不是那个江湖，要想成为帝国谈何容易，或许偏安中部二线城市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宿。

 

 

 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大学，血脉上属于根正苗红。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带有明确的培养目的，即”帮助青年获得抗战中实际工作的方法与民族自卫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并根据“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制定教学计划。

 

人大最初叫陕北公学，1937年成立，成仿吾任第一届校长，1939年联合四个院校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任校长。1948年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培养干部。北方大学时任校长范文澜。吴玉章任新成立的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自己的建设人才，在华北大学基础上建立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2月正式成立，吴玉章为首任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刘少奇在开学典礼上曾经致辞。这所院校从成立之初，就牢牢的打上了马克思主义加务实的特色。1970年10月，文革期间停办。

 

1978年恢复建校，目的是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成仿吾任校长，进入正常发展期。现任副总理马凯就毕业于人大。

 

同人民大学的历史相关，人大经济学派的特点也兼具了政治和务实的特点。恢复建校后，全校精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学中，尤其在经济领域发展势头不输清华北大，早期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和人才培养方面功不可没，甚至在普及方面超越超越其他院校，在中国经济学历史是个不朽的丰碑。

 

人大派的学生遍布金融领域，并成为各自领域的头脸人物。如一行三会中的刘鸿儒、潘功胜、肖钢（法学院）、项俊波，和经济学家中的周其仁、许小年等等均出自本派。

 

人民大学经济派主要分布在经济学院、财金学院、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以及新成立的国发院和几个研究中心等。经济学院或许保留了太多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现在的知名度并不高，财金学院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年，保持了较高的知名度。由于人大注重同国际交流，国际化程度也不低于海淀片区的其他学校。

 

人大经济学派的人物中不能不提老校长黄达。黄达老校长198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88年任首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91年11月至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黄达毕业于华北大学，是正经共产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并在人民大学早期的财经系任教，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第一任委员。不过可惜的是，后来由于人民大学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研究水平急剧下滑，其后只有陈雨露入选过，但是其身份当时为人大校长（目前央行货币委员存在分蛋糕之嫌疑，这点确实有点恶心人）。

 

黄达主要在货币银行教学领域贡献较大，中国最早阶段此领域的教学解惑基本上都出于黄达之手，在中国早期金融领域很少有没用过黄达教材的学校。当然这些教材不无瑕疵，但是中国最早一批的财金领域的工作者大部分都是从这种教育中走出来的，功不可没。

 

另外一个人便是高鸿业了，高鸿业有国外教育背景。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改学经济学。1952年到1954年，任美国贝克莱加州大学经济系助教，1956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聘为商业统计学副教授。高的特长并非是本身功力，而是属于纯粹的教育派，授课功力非常之强，这也是经济学人必不可少的素质。

 

江湖中自然有天分极高的武功者，但是也必须要有可以将本门绝学发扬光大的授课者。高的可爱之处在于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并融入符合国人口味的批判，我甚至怀疑高本人并不赞同那些批判，只不过为了更广的传播。黄达高鸿业和武汉大学的教书匠们不同，黄高二人将经济学，金融学做了大面积的普及，算是开拓者级别的人物，而武大则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往细分方面不断开拓。

 

除了此二人之外，相对有名气的就是两个校长了。一个是少年得志的校长陈雨露，陈雨露1966年11月生人，现在已经官直至央行副行长职位，60后中发展的非常了得。陈雨露是土生土长的人大系，虽然这种人才在清华那里被叫做土鳖（相对有获得国外博士的学者而言）。

 

陈雨露少年得志，又多才多艺，曾参加过学校合唱团，毕业后一步步升到校长职位，可以说仕途顺利。同时其在金融领域也有几分影响力，有段时间外媒经常从他口中时不时报道中国金融改革进程，并被冠以官方智囊。当然，其在学术界地位仍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地位，就是尽管少侠成名独霸一方，但也很少有咖出来光顾他。

 

另外一个是现任校长刘伟，刘伟师出北大，属于纯粹的北大派。刘伟是北京经济学院后辈中最为出色的一个院长，将没落的经济学院苦苦支撑在一线梯队里。当选人大校长后，希望能给人大新一代带来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其他则再无大咖。现在人大派的一些人中，骄傲认不清自己水平的人也不少，每每出来献宝也确实令人感到好笑。

 

人民大学现在在不断的创新，以期能在经济领域占领风头。但是叫的响亮，影响却中规中矩。这里不得不提两个智库加半个奖项，一个是列入国家试点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这个智库地位颇高，要知道连清华经管都没有智库入围。但是这个智库更多的是依托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该智库强项在宏观经济领域，但是实力同CCER相比，很难说能超过。

 

另外一个曝光度比较高的就是人大重阳了，不过，同人大式微一样，这个智库的强项在于曝光度高，其研究成果则基本上和所谓的投入不成比例。

 

半个奖项是人大参与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个奖项之所以能够出名是因为奖金高，是国内奖金最高的奖项，你要说到底有多牛，那确实是自我陶醉型的，毕竟从得奖来看，有点老一辈分大饼的嫌疑，全是按照现在的知名度获奖，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也很难有促进创新之处，所以夏斌随便设立一个奖，就号称做中国的诺贝尔奖，因为人大这个奖确实不被江湖放在眼里啊。不过说到底，这个奖项也不能算正宗的人大奖。

 

人民大学好比武当派，虽然没有张三丰类似的人物，但是其将经济学理论发扬光大，确实有武当之功，老一辈的黄达，高鸿业也确实有武林长辈地位之尊，江湖也都服气。目前遍及金融体系的弟子更是支撑起人大这个大的江湖门派，旁人若想超越也难度不小。不过同中国经济学其他派系发展一样，后代弟子多平庸。同清华、北大、社科院相比，人大目前缺少明星教授，大咖没有，多是中咖和小咖甚至LOW咖，且有部分冠以智库之名的部门，常常以国际之名滑稽天下，毕竟现在要混国际还得靠知名度，而不是靠露脸，且拥有较强意识形态，并非主流。

 

 

门派的掌门人非常重要，决定了门派未来的发展。天则所的气质则主要是由创始掌门人茅于轼决定的。

 

茅于轼在中国是有争议的一个人物，也可以号称某老的江湖地位颇高的人物。他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伯父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弟弟茅于杭、茅于海均是清华大学教授，妹妹茅于兰在学校教书。

 

茅的家庭属于真正的书香门第，虽然均读理科，但国学基础好，具备思想开拓的底子。茅于轼兄弟几人老年后仍然活跃在一线，且颇有影响力。

 

茅于轼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期间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57年时茅于轼因看到当时中国物资供应紧张，提出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节经济。随被当成右派受到打击，1960年被下放到山东滕县，正好赶上三年所谓“自然灾害”，据其后辈回忆，当时饿的全身浮肿，每天以树皮草根和蚂蚱度日。

 

茅于轼对饥荒有其个人的看法，他认为原因就是没有粮食市场，粮食从稀缺的地方运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只要有了粮食市场就不会发生饥荒。

 

1978年茅于轼获得平反。他即将退休之际开始转换身份，由一个铁道专家技术型行业，转型到经济学领域。1981年52岁时，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门修斯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

 

为了进一步学习，1984年，55岁的茅于轼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颇有点姜子牙的味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茅于轼申请过社科院的计量所和经济所，不过没被批准，最后被李慎之的美国所接收。期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为期一年的注册访问学者。这次出国经验，对茅于轼的影响颇为巨大，给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比素材。

 

他最早提出了”美国为什么这么富有”的思考题，并在1993年撰写《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为大众普及经济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迅速出名。这种普及并不同于人民大学的高鸿业的普及，高鸿业主要是面向经济学专业的普及，而茅于轼则将普及对象扩展到了社会。也开辟了中国经济学的民间启蒙，贡献不可忽略。

 

1993年7月，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后，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建立北京天则研究所。张曙光、樊纲当时均为社科院人员，分别在社科院经济所和国务院研究中心工作。樊纲当时也在经济所。

 

天则从成立之初就有鲜明的特色，就是用经济学观点来看待经济事件，其观点同社会传播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影响力迅速铺开，此所迅速成为经济学民间第一智库。

 

茅于轼退休后，带领天则所做了大量的普及性和研究性的工作。在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冷静态度，诸如提出18亿亩红线不必坚守、率先提出国进民退等争议性极大的话题。

 

由于茅于轼为人态度谦和，对媒体采访基本上不拒绝，一段时间茅于轼在媒体曝光度极高。在改开后，报纸逐渐放开的过程中，茅于轼针对经济热点和制度性事件发表了大量的观点，一些争议性则非常大，诸如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考，支持大学涨学费，廉租房不配厕所等观点，这些观点在反复争论中，让人们对一些政策有了深入的看法。

 

茅于轼的一个观念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上，没有真正的平等就谈不上真正的交换。他的分析出发点基本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茅于轼对于小粉红们从来不生气，这份态度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的，而是宽容的摆事实讲道理，所有学者都应该学习茅于轼的风度，这种风度才是学者风度。

 

天则所的其他人物有张曙光、盛洪等。张曙光在经济学中年龄较大，却始终保持了一种反思的心态，有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但由于其他门派经济学的不断精细化，使得其受到了较大的竞争力，比如天则所一直有经济预测，但是影响力始终不大。

 

盛洪等则主要在市场经济概念普及方面做了较大的贡献，实际上也是很好的继承了茅于轼建天则的精神，但影响力在经济学界并不是很靠前。随后引进了秋风则将天则所经济研究色彩有所淡化，由于一直强调儒家研究，被人讥讽为想当帝师，使得整体风格有点跑偏。

 

天则所在近几年引人瞩目的研究并不多，或许由于茅于轼等一批人年龄问题，新一届的班子虽然也励精图治，但是很难再扩大天则所的影响力，而且从目前其不断招生看，好像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潇洒之风越来越少。

 

该派整体气质有点像逍遥派，茅于轼等创始人功力不俗，尤其在向大众普及经济学以及客观审慎认知政府政策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比学院派以及官养派的风格截然不同。做为最早的一批智库，也给后来的智库做了很好的榜样。且天则所办公条件并非非常优越，在简朴的办公条件下心系天下，比拿着百姓银子的那些官方机构多了让人尊敬的理由。

 

但是逍遥派尽管笑傲江湖，也仅仅是逍遥子、无崖子等开山之人，后期影响力渐无，颇为可惜。目前的天则所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方面是人才乏力，在茅于轼等一批老人渐退江湖之际，并没有一批有较大实力和影响力的继承者。相对早期的基础知识，市场理念的普及，现在社会供给已不稀缺。天则所现在一直高喊的市场派，实际上不再具有号召力了，因为无论是奥地利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中国受众都不是对经济学知之甚少的那个年代了，甚至普及者不一定有接受者水平高，而且面临着众多新兴的智库，尤其是利用新媒体的智库，甚至包括一些二把刀的山寨智库的竞争，纯普及已无多大市场了。

 

第二，天则所虽然一直提倡市场派，但是并没有一套自己清晰明了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仅包括取向，更包括实践和步骤，茅于轼本人虽然在普及方面有极大的贡献，但是也难有镇派之宝的创新理论。这在引发市场极大的关注的土地红线，国进民退上可以看出，尽管提出了很好的理念，但是缺少实际的操作步骤，官方不买账的情况下，也仅仅听个响声而已，在更加务实的民众面前，这种敲锣的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儒家学者的引进，也证明天则所在理念方面的摇摆不定。

 

第三，发声空间逐渐缩小，影响力逐渐下降。尤其是近些年，天则的研究受到关注度越来越低，这一颓势比学院派更为可怕，尤其面临正在兴起的其他经济类智库，天则所既没有出击能力，也没有招架之功，说白了天则所的影响力还是靠茅于轼一个人支撑，所本身的气质并没有建立，这同成功智库最大的差距。而且开派人物茅于轼由于为人好，身边也少不了一些钻营之人，这些人也才蚕食着茅建立起来的影响力。

 

茅于轼本人有逍遥派的作风，轻灵飘逸、闲雅清隽，威力无穷，所向披靡，在知识普及，智库建设方面开创了一个时代。但是弟子萎靡，逍遥派现在并不潇洒，甚至有点窘迫，天则派虽然倡导市场的大旗，但是天则所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持续的力量来保证这一理念持续传播，更为重要的是能推动理念变为现实，这一派即将消失甚至成为传说也不无可能，呜呼哀哉。

 

(编辑：金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