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从北欧经济坚挺国到南欧经济疲软国的财富转移的争论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很少得到讨论，这就是公债、GDP和私人财富（家庭金融和非金融资产减去金融债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欧元区国家私人财富相对GDP之比。
欧洲央行的债券购买机制极大地稳定了金融市场，但一些欧洲经济体——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仍处于危急之中，因为它们的增长速度不足以减少赤字、阻止国民债务增加。这里有一个残酷的讽刺：一些需要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北欧成员国支持的国家的私人财富对GDP的比率与更坚挺的国家一样高甚至更高。
就拿意大利来说，其私人财富对GDP的比率比任何G7国家都高，比德国高出30%-40%。类似地，意大利和法国的私人财富/GDP比率大约为五比一，而西班牙——至少在危机全面爆发之前——高达六比一。相反，欧洲最大债权国德国的这一比例只有3.5比1。
这一差异是目前欧洲决策者正在试图抓住的问题的核心。债务国纳税人应该期待债权国纳税人的“团结”——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债权国纳税人的钱吗？债权国纳税人的钱为什么非得用来担起为欧元危机融资的责任，特别是在高私人财富/GDP的原因可能正是长期以来的低税，而低私人财富/GDP则是高税的反映的情况下？
在寻求或接受欧洲其他国家帮助之前，各国应该尝试各种国内资源。债务国政府应该要求本国纳税人为某些国民债务买单，以避免信用市场利率升高。比如，它们可以为债券提供3-4%的利率激励，甚至给他们完全免税的待遇。这将使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希腊以合理而可持续的水平为其国民债务融资。
公民自愿为祖国国民债务融资将是减弱欧洲财政资源约束的最有效办法，同时也将是团结的有力刺激因素。相反，要求拿债权国公民的税款来强制补贴他国债务只能破坏欧洲的凝聚力。比如，北欧国家不可能愿意长期为他国债务提供融资，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充分调动自身资源的情况下。
事实上，尽管关于欧元区生存的担忧总是集中在债务国，但欧洲货币联盟的风险是失去仅有的几个仍保有3A新用评级的成员国之一：芬兰。由于国内政局陷入了困境，芬兰人民可能会向丹麦和瑞典看齐——这两个国家均保持着高增长和低国民债务，且不用为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欧洲稳定机制出资--认为欧元区成员国地位成本太高，不值得留在其中。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足够的资源自我拯救以及赢得重组其经济的时间。事实上，即使在承担所有国民债务之后，它们的私人财富/GDP比率仍将高于某些北欧国家。
走出欧元危机更多地是政治意愿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通过号召公民为祖国国民债务融资，南欧领导人可以修补自身经济，还能强化欧洲的团结互助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