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写《经济解释》几个月了，要让脑子休息一下。这次休息得比较久，因为卷四的第二章——写租值消散——写得深入，很累，而跟着的第三章是我等了多年才决定博一手的《合约的一般理论》，如临大敌，迟迟不敢动笔。当五年前科斯读到我写《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认为重要，建议题为《合约的一般理论》，但后来说「理论」可能过于夸张，还是保留「概念」较好。
我多次分析合约，知道一个完整的一般理论存在，但要把零散的思想集中起来。这集中整理不容易：扩大来看合约问题就是经济制度的所有问题，而用一章甚至一本书处理需要的浓缩度高，非常困难。面对这艰巨工程我左盘算右盘算，等待自己的脑子进入状态，但等来等去还是达不到通常会出现的思想澎湃的感受。
这些年脑子开始进入状态自己是知道的。凡有这样的感受动起笔来如长江大河，所到之处海阔天空。思想进入状态我要到退了休才体会到这个规律，才掌握得好。同学们在求学期间不容易明白老人家说的。好比有一个难题，有一个论点需要处理或一个现象需要解释，思考时天马行空地魂游四方，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到了某一点自己会感受到答案就在思想的范畴中。虽然还没有答案，但感受是坐下来动笔答案会跑出来，有点冲动要下笔，开了头再作打算。每次有这样的感受，动笔后很少不灵光，而得到的答案往往给自己带来惊喜。
昔日孟德尔在后园种豆看花想出生物的三大定律，牛顿躲避瘟疫想出物理的三大定律，斯密有富人供养花十二年写出《国富论》——都是在静寂思考的情况下想出的重要贡献。我当然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不需要为米折腰，有机会集中地思考，在条件上不让古人。难怪今天的大学强迫教授们发表文章，其效果是那么令人失望。我从来没有在为米折腰的情况下折出过一篇好文章。
有时写分析性的文字是不需要等待脑子进入状态的：只凭灵机一触，看到一个新角度，就足以动笔了。这类「突破」一般是小的，发表的文章通常不重要。有时灵机一触的小突破，想下去却是深不可测的大难题，那就要争取脑子进入状态了。如果科斯当年不是为了一个小突破而苦思两年，参考档案无数，不会写出足以万世流芳的「科斯定律」。可惜有时像我写座位票价那样，想到一个小突破，但走了宝，因为只花几天就草草收笔，交出去，浪费了今天看是重要的新意。
几天前想到一个小突破，认为不重要，但有点新意，写下来读者不会浪费时间吧。这是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的一点新看法。这平衡表五十年前作研究生时是大话题，要拜读厚达三英寸的米德（J. E. Meade）写的上下两册以之为题的书。这是我读过的最沉闷的巨著，老师规定要读。米德是我曾经批评过的写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人，他说市场无效率，政府需要干预。他为此成了名，我写《蜜蜂的神话》回应，也成了名（一笑）。米德谦谦君子，是我敬仰的学者，早被封为爵士及后来拿得诺奖是实至名归。
我想到国际收支平衡表，因为不久前发表了《中国骗术考——与罗姆尼商榷》，跟着萧满章传来几篇老外写的关于中国在汇率上出术的文章。都是我的师弟，文章当然不错，大致是说如果中国出术美国也算出术了。可不是吗？凡是用上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皆直接或间接地在汇率上出术。他们提到均衡与不均衡的问题。对经济学的均衡阐释我跟行内朋友的看法不同，认为要解释的现象有可以验证的假说就是均衡，没有就是不均衡。这是科学方法的问题，我在《经济解释》卷一细说了。这种均衡与不均衡不是指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一时间我想到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这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想深一层，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传统阐释是过于复杂，因而往往误导思考。至于「出术」这回事，所有竞争的行为必有，但不是罗姆尼说的「骗术」。
顾名知义，国际收支平衡是说一个国家进出口的支出与收入一定打平，永远打平，不可能不平。算是一种会计，但不是资产负债表或流水式的利润表。很多国家不做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而有做的不易精确，因为人民在国际上购物或调动资金不容易统计。中国比较容易，因为货物与资金的进出口一般通过政府直接管辖的机构或部门。
国际收支平衡表分两部分。其一是贸易项目，又称经常项目。这包括物品与服务的进出口。其二是资本项目，包括资金的进出口与国际之间的投资。只看这两个项目，而收支平衡表一定平衡，贸易项目有顺差资本项目一定要有逆差才可以打平。有些国家，这两个项目一起出现了顺差或逆差。尤其是中国，这些年贸易项目与资本项目通常是二者皆出现顺差——俗称双顺差。
双顺差的频频出现是中国屡遭西方指责在汇率上出术的一个原因吧。这双顺差的出现是说国际收支平衡表变得不平衡吗？不是的，因为一个国家有外汇储备。正数的外汇储备庞大如中国与日本的例子不多见，经济学者因而少注意这储备的内容与对经济影响的含意。
我在上文提到的最近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一小点新看法，是把所有国际收支作为物品交易看，也可以把所有收支作为投资看。所有大家日常见到的物品进出口皆可作为投资看是费雪的投资定义，但把所有的国际投资作为物品的进出口看，是我要在这里提出的，有少许新意，推出来的经济含意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家外国机构到中国买地设厂产出，资金进入中国属资本项目，但购买土地可以看为土地出口。虽然土地是不动产，还留在中国，但使用权是转到外国机构那边去，「权」是出了口的。同样，外资在中国设厂后雇用中国工人，可以看为中国的服务出了口，虽然工人还留在中国，但这服务为老外赚取的利益是老外所有。
再推下去，中国因为上述的双顺差带来的庞大外汇储备，可以看为全部用作进口外间的「物品」，国际收支平衡表因而永远平衡。把外汇储备投资于外间的矿藏、林业、股票等，是进口了一些拥有物品的权利，而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是中国把外汇储备购买了不少美国的政府债券。债券也是物品，而中国政府购买美债可以作为进口有利息租值的物品看。
这些年中国购买美债的银码庞大，约总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目前是万多亿美元。没有详尽的数字在手，但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源于多个国家，我的猜测是源于美国的大部分——甚或多于全部——是用作购买（进口也）美国债券。这就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投诉中国出术，操纵汇率而赚取了那么多外汇储备，但也屡次要求中国多买美债——怎可以自圆其说呢？
又再推下去吧。人民币汇率下调无疑会鼓励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口，但会否增加贸易或经常性的顺差则要看好几个弹性系数。几年前我说过，美国要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多半不会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增加这顺差的机会较大。说对了，因为普通常识的猜测是弹性系数会站在增加贸易顺差那边。这里的新问题是经常性的贸易之外，西方的企业到中国买地、设厂、雇用劳动力等——即是中国「出口」没有离开国土的资源的使用权利——有关的资本项目的顺差或逆差，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的上升或下降的关系，也要看好几个弹性系数作决定。这些系数基本上无从观察，推断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外部性」的问题。中国引进外资，让他们买地设厂与雇用劳动力，一项不容易算出的利益是这些外资会带来科技知识。这方面，在二○○七年之前，中国办得好。汇率不论，在县际竞争制度下，好些县政府见外资提供的项目有可取的外部效应，免费把发展好的土地送出去。免费当然是与汇率的高或低无干的了。
美国的利益怎样算呢？人民币兑美元之价愈低，美国进口的中国货愈相宜，那里的消费者得益。失业人数会因而增加吗？微不足道，因为人民币提升汇率，美国的进口商会转向工资比中国低很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找货源。就算这些其他国家不济于事，美国因为中国货太相宜而增加失业率一两个百分点，这些失业者的损失不容易弥补不失业的购买价格较高的非中国货。
这就带到本文要说的重点。中国因为外汇储备大幅上升而购买（进口）了万多亿美元的美债，原则上可以大事协助美国的经济运作，包括间接地协助美国减低他们的失业率。有两方面。其一，购买美债是低息贷款，正如做生意的人知道，有那么庞大的低息贷款的支持生意的策划多了选择。其二，中国大手购买美债是支持着美国债券之价强劲，加上廉价中国货的进口，约束着美国的通胀率不会大幅上升。有这二者的协助，美国以货币及其他政策来减少失业率就来得安全了。可惜他们没有做得对。
在中国开始大手进口美国债券的时刻，美国做了三件错事。其一是他们决定分三次提升最低工资。其二是他们容许信贷大幅膨胀，导致后来出现的毒资产与金融风暴。其三是二○○三年他们进军伊拉克。我认为在某程度上，中国大手购买美债是间接地协助了这三项错误的选择，其中最严重的错是进军伊拉克。当然我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我完全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