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称，地方政府反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因，是改革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也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元到50万亿元的成本。
中国古老的户籍制可以从商鞅那里找到源头，商鞅的秦国把农民作为工具，束缚在土地上，为国家生产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
此后户籍制不断得到完善和强化，在元朝和明朝达到一个高峰，而在人民公社时期则达到了顶峰。
户籍制的根本特点在于，这种制度是从皇帝，国家或官府的需要出发，由国家权力划定人们的职业，由这种职业规定老百姓对皇朝，国家或官府的义务即差役，也由这种职业和差役来规定人们的社会身份。这种户籍制度下，一个人的职业和差役不但是终身的，而且世袭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役皆永充”。
为了保证这种职业和身份的世代相传，国家还禁止人们自由迁徙，人们必须世世代代居住在祖籍从事祖祖辈辈相传的职业，承担相应的徭役，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以籍为定”。
为了将人们捆绑在户籍所在地，为皇朝和国家承担法定义务，承担法定差役，宋朝建立了保甲组织，明朝又建立了里甲组织。里甲制和保甲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将农民牢牢地编织、镶嵌在基层社会，无法流动迁徙 ，无法改变职业身份，则是其共同的特点。
在户籍制下，人们的职业和由职业决定的差役是按照“户”来划定的，这就是所谓的“配户当差”。
比如元朝和明朝的户籍大类分为军、民、灶、匠几个大类，“民户”下面又有极为详细的小类，每一种户类大致就是一种职业，比如“灶户”的职业就是生产食盐。但这种职业不是根据市场需要形成的，也不是根据人们的特长和意愿而自由选择的，而是根据皇朝、国家或官府的需要而设定的，是为皇家或官府服务的。
“军户”专门为国家当兵打仗，“灶户”专门给国家生产食盐，“匠户”专门给国家提供手工业服务。户籍分类中最大的类是民户，专门给国家种植庄稼 ，提供粮食和其他徭役。民户下面还有其他一些小户类，如专门给皇帝和官府抬轿子“女轿户”，给皇帝或官府提供卫生纸的“纸户”，给皇帝和宫廷烧制精美瓷器的“窑户”，等等，不一而足。
记载这种户类与差役的簿籍，就是户籍。在户和籍之外，还有“贯”，表明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地。籍和贯合称籍贯，既记录一个人的职业，也记录一个人的户口所在地。
户籍制在清朝因为摊丁入亩的实行而有所松动，但是在人民公社制度极其前后，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人民公社时期，虽然户的种类简化成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但管制的严密严酷在历史上可谓无出其右。
农民是专门为国家生产粮食和副食品的，为了让农民尽职尽责地生产粮食，在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设置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无论政治权利社会地位还是经济状况，都比城里人低人一等，他们必须世世代代被捆绑在土地上为国家当农民。
户籍制与市场经济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需要劳动力自由流动，也鼓励人们根据市场需要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户籍制度下，国家固化了人们的职业和身份，使自由择业与自由迁徙成为不可能。而国家权力划定的各种职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往往极不平衡，畸轻畸重。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的户籍制度已经大为松动，据说去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他们大多数是进城打工和居住的农村户口的持有者。他们向城市提供服务，通过消费向城市政府纳税，但是他们并未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破除户籍制藩篱，给他们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是历史的大趋势。
但这个大趋势却伴随着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是户籍制多年持续累积形成的，因此是必然要支付的，迟早要支付的。因为支付这笔成本，既是偿还历史的积账，也是为未来发展开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