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农业生产依然立足于细碎化的小规模土地生产方式，不断上涨的劳动力工资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但中国的粮食生产至今没有下降，而是逐年持续上涨。在研究农业生产时，传统的经济学倾向于分析农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却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内部组织结构变革。
张晓波、杨进和王生林的研究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动力短缺时代，即学术界称其为“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和城市的实际工资水平在2004年后开始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当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昂贵时，如果继续依靠劳动力的投入来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毫无疑问将不划算。因此，农民开始选择使用机械来替代劳动力。
然而，如果每个家庭都购买机械来从事农业生产将毫无意义，因为农业机械常常价格昂贵，而每个农户家庭少量土地所得的收益根本无法抵消农业机械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以单个农户独立生产的生产方式被打破，一种新型的农业机械跨区作业方式诞生。部分农民自己购买大型农业机械，不仅仅用于自己家庭的农业生产，在农忙季节，他们还横跨多个省份为其他地区的农民提供廉价机械服务。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大多数的农业机械服务提供者竟然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县内。这种集群的模式为内部成员提供了诸多的服务，比如信息的共享、维修技术的学习和外出集体讨价还价等优势。这种集体组织方式使从事农业机械跨区作业机手们能够在外工作长达7个月。这种长周期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农民在购买农业机械后，大幅度地降低每亩农业机械的使用成本，使农民购买大型农业机械变得有利可图。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了推动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从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提供农业机械的购置补贴，并出台了农业机械在高速公路和过桥免收费政策。地方政府也纷纷鼓励购买农业机械的农民成立合作社或者各种协会，为之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并为其解决在外跨区作业时出现的各种纠纷。
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在不同作物之间也呈现出较大差异。比如，小麦的机械化水平远远高于玉米的机械化水平。实际上，在中国，小麦和水稻的收割已经实现了90%的机械化。如果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农民种玉米显然比种小麦和水稻将变得不划算。中国对玉米的需求和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将迫使中国进口更多的玉米，或者发展适合中国小规模玉米生产的收割机。实际上，这两者正在发生。中国现在玉米的进口量在逐年增加，同时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工厂致力于研发和生产新型的玉米联合收割机。
当国内小麦和稻谷的机械化市场达到饱和后，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生积极外溢效应，尤其是土地资源丰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季节性是农业生产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在农忙季节，劳动力短缺是制约农业生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即使在许多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制约也依然存在。在收割季节的劳动力短缺高峰，即使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里，农民也常常无法使所有的土地都得到及时的收割。假如机械化能够克服这个瓶颈，非洲将实现农业土地的大幅度扩张以及农业产生的增加。而非洲粮食的富余无疑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中国可以从这些非洲国家进口更多的粮食缓解国内的粮食安全压力。另外，当非洲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可以赚取更多的收入时，他们也将产生更多的工业品需求，这也将为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带来积极的效应。
因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模式已经被证明适应了中国小农户的需求，因此，这种模式有可能被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机械化的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需求不够，实际上是由于缺乏供给。许多小农户由于资金约束，而无力购置大型农业机械。即使有资金购买农业机械时，在短期的收割季节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收益以补偿成本。这种投资方式只有当农业机械可以跨地区地大范围作业时，他们才能够收割更多的土地，才会使投资农业机械变得有利可图，就如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一样。
相比于仅仅进口农业机械，扩大农业机械化的规模可能是一个更重大的挑战。中国的经验表明，同样以小农户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具备着进行农业生产机械化改革的重大潜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