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40多年前，世界最富有国家承诺至少将GDP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ODA）。但只有不到六个国家实际达到了这一目标。事实上，ODA支付一直不稳定、不可靠也没有反应需求，关于其有效性的怀疑也从未消散。
冷战后，ODA大幅缩水，1997—2001年间只占发达国家总GDP的0.22%。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以及2002年墨西哥蒙特雷国际发展金融会议之后，ODA有所增加。接着，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严厉财政紧缩，ODA再次回落，2010—2011年间只占GDP的0.31%。
但是，自蒙特雷会议以来，发展金融需求大幅增加，包括贸易援助机制和气候变化抑制和适应融资。尽管创新发展融资领导小组（Leading Group on Innovative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由63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组成）在过去十年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创新发展金融的概念仍在争议中。事实上，批评者认为领导小组认定的作为潜在融资源的国际税——比如碳排税——损害了国家主权。
此外，融资源并不能决定资金的配置，更不用说资金的最终用途了。比如，尽管所谓的托宾税（对金融交易收取少量税收）的初衷是为发展援助融资，但欧洲所实行的托宾税显然是为了补充国家预算收入。
当然，发展金融创新的这类“标签外”使用并未影响它们的信誉。联合国新发展金融2012年世界经济和社会调查（2012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讨论了各种已有和规划中的融资、中介和支付创新。除了分配和交易温室气体（主要是碳和“碳等价物”）排放许可外，“互助税”（solidarity levy）还可以用于机票以及对飞机和轮船燃料所征的税收。
另一个计划包括通过发行特别提款权（SDR，由IMF负责保管的国际储备资产）创造新的国际流动性。由此带来的资金加上现有未使用SDR将配置或重新配置给发展项目和扩大投资源。但另一项安排将使用全球共同领土（如南极洲和其他“专属（国家）经济区”之外的区域）自然资源开采特许费。
一些项目已经展开。比如，（RED）工程是一项旨在为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斗争基金筹资的项目，它将出售打有项目标识的消费品，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该基金。尽管有人批评这些“利他”公司的广告支出和实际筹资额之间存在差距，但此类“公益营销”可以是有效的创造更多发展资金的机制。
此外，一些项目还包含额外的资金。发展金融流可以被构造，以便通过国际免疫金融便利（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Immunization，它绑定长期ODA约束，并将其证券化从而产生资金立刻使用）等机制获得使用。类似地，Debt2Health和债务换自然（debt-for-nature swap）等债务转换机制将能使各国把债务利息支付引导给发展项目。一些颇有价值的新风险管理计划包括对新疫苗的进一步承诺、对药品制造的补贴以使产品变得更加廉价，以及地区级灾难保险资金池。
过去六年中，大约有60亿美元被配置于创新性融资源，而当前每年的ODA为1200亿美元以上——更是远远低于2008年以来G20国家所承诺的近20万亿美元经济复苏（包括援助）资金。但一些最新计划有助于为可持续发展筹集更多资源。
全球协调的碳排税每年能筹集2500亿美元，而低额金融交易税也能筹集400亿美元。类似地，根据全球流动性定期释放SDR能为国际发展合作带来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一资金释放将减少对美国国债和其他首选货币计价流动资产的需求。
与此同时，如果世界最强国停止敦促完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那么发展中国家通过囤积外汇储备以自我保护的压力就会减轻。通过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发展项目，它们可以同时解决储蓄和外汇约束。
最后，创新战略是协调发展金融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从而从操作层面改变多边体系，使其更有效地位相关利益者服务。一个模式是《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该议定书显著降低了含氯氟烃水平，彰显出包容性多边主义的潜力。
要想在构想、设计和实施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等机构赞助的发展项目上改善成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国之间的合作，联合国是最合适的组织。但更好、更有效、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首先要求目标的共同性，如此才能在融资的创新资源方面取得国际一致。
约莫•科瓦姆•桑德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是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助理常务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