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主义，最应该建设与改革的是“社会”，社会在国与家之间，国意味着政治与公权，家意味着私有与生活，传统中国最忽略的是社会。
一、改革与重建问题引申到当前社会建设与改革，依然是最为严峻的问题
提起改革与重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老北京城。
六十年多前共和国建政之时，建筑学家梁思诚极力主张保护老城，要在西城外重建一座新城。但当时的领导者听信了苏联专家的意见，用革命的思维，拆了旧城墙，毁了老城楼，要在老北京的城池中，建立一个新北京。
如果当时的执政者对老城用改良的方式，而新城用重建的方式，现在的老北京将是何等的精彩，从明到清，甚至元代的建筑格局，都得以呈现于世界，政府对老城要做的，就是改良其生存质量，从改扩下水道到通煤气，从交通管治与疏理，到古建维修与复原，像对待巨型文物那样精心呵护，视古城为家国文化生命体。由于没有处理好改良与重建的关系，现在的北京城，改良的没有改良成功，重建的没有形成新的风格。
没有改良与重建的格局，就只有环状发展的方式了，绕着老北京城，从二环发展到三环，再到四环五环六环，无论是对城市人文生态，还是生活交通，都极为不便。一种思维一旦形成定势，并主导了社会建设，造成的后果，就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清理或改变的。
改良与重建问题引申到当前社会改革，它依然是最为严峻的问题，譬如国企需要改良，而民间社会需要重建，譬如社会信仰需要重建与改良，社会价值观念也需要重建与改良，而农村的城镇化，需要的不仅是土木工程重建，更需要社会组织与管理制度的重建。
二、属于改良的范畴不能重建，属于重建的领域莫谈改良
再往前说改良与重建，大清延续了君主封建统治二千多年，是通过君主立宪改良中国，还是通过革命重建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时，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最后，革命跑过了改良，从辛亥革命到共产革命，再到后面的“文化大革命”，改良没有成为中国百年主题，而革命，却成为主题。革命带来了什么呢？革命本是不可持续的，但令人吊诡的是，中国百年革命，却持续进行，一种革命失败了，另一种被命名的新革命开始了。
盘点一下百年革命，会有惊人的发现，革命培养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或者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培养了革命。
譬如在信仰领域，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说，艺术或审美教育能代替宗教信仰吗？宗教文化之中有审美教育，还有神圣的道德教育，因为宗教相信有终极的神，所以宗教信仰者将道德与契约精神都神圣化了，人既有仰望，又有道德底线，而这样的宗教情怀，是审美教育无法达到的。当然，宗教精神与信仰并不是蔡元培先生给废弃的，后来的政治活动将政治变成宗教信仰，造成社会或民间信仰生态被破坏。为了重建中国人自由精神与科学民主意识，孔家店被打倒。
对比一下韩国与日本，儒家思想与宗教信仰并没有被清理，一点没有影响国家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儒家思想，都在一定的改良前提下，融进自己民族文化与道德血液之中。这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孔子的归孔子，凯撒的归凯撒。传统中国社会的高度集权并不是体现在皇权对地方行政管治上，从秦到清，政权的管治并没有下到县府以下，即便是县府，行政人员一般不超过五人编制，地方社会家族与行会高度自治。但国家经济与信仰，国家道德与礼制却高度一体化。
科举考试，使中国官员具有充分的道德精神，而礼教，也使中国成为有教养的民族，在农业社会形态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保守与教条，使传统中国成为一个没有活力与自由精神的社会，在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勃兴的近现代世界格局中，必然败落。面对这种败落，中国人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而不是从制度层面上甚至价值导向上学习西方，洋务运动因此必然失败。而同期的日本，则在制度层面上重建自己的社会体系，在价值与道德领域改良自己的国家精神。属于改良的范畴不能重建，属于重建的领域莫谈改良。清末的君主立宪，大清政府也曾派员到日本、欧洲考察，甚至制定出一系列立宪法规，一方面想保住帝祚万世一系，大清江山不变色，另一方面又要顺应世界潮流，让社会精英与百姓有参政的空间。可惜，革命突然的冲刺，跑到了终点，大清立宪毁于一旦。大清没有得到“改良”，而革命也没有重建起共和的体制，“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蔡济民《书愤》）
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得到普遍的宪政启蒙，自由与责任、权力与制约、民主与程序、信仰与契约精神等等，都没有播种到人们心中，特别是精英权贵阶层没有接受普遍的宪政启蒙，革命被说成正义，但民主宪政却没有被普及成常识。所以中下层管理者只能城头变换大王旗，底层民众也只能根据赵家老爷穿什么样的衣服，来看政治天气变化。
三、制度改革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价最小，而社会重建，主要靠社会
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改革与重建的问题，而人文领域需要做的，是通过“启蒙”，达成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共识”。
我们对一句话耳熟能详，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没有看到人重视建设我们的社会。社会主义，最应该建设与改革的是“社会”，社会在国与家之间，国意味着政治与公权，家意味着私有与生活，传统中国最忽略的是社会。中国近三十年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一步步坐大，20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大学考试成功，意味着从私家的人，直接变成了国家的人，没有社会空间可供选择，而今天，除了考上公务员，其他大学生研究生则成为社会其他领域的工作人员。社会在为国家提供就业机会，社会在为国家提供税收，但社会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与发展吗？
制度改革，主要靠政府，而社会重建，主要靠社会。制度改革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价最小。政府不可能重建社会，中国建政之后，政府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重建一个前共产主义形态的社会，结果呢，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原生态的社会组织被破坏，希望通过政治号召力来改造与改变社会，必然会遭受重创。现在许多地方在重建新农村新城镇，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强制农民进城上楼，以此获得农民大片土地，来发展规模农业。这样的行政强权造成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因为农民离开土地，在城镇没有各种基本保障，而新城镇对农民又没有技术与能力培训及就业指导，如果造成巨大的流民潮，将会造成新的社会动荡与灾难。农民有自己的农会与真正的人大代表，通过渐进的方式，自愿融入城镇，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与适应时间，地方政府不应该强力推行农村城镇化。
重建与改革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要解除困境，更深层次或制度层面上的社会改革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