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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重视社会建设中的改革与重建

当下社会主义,最应该建设与改革的是“社会”,社会在国与家之间,国意味着政治与公权,家意味着私有与生活,传统中国最忽略的是社会。

  一、改革与重建问题引申到当前社会建设与改革,依然是最为严峻的问题

  提起改革与重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老北京城。

  六十年多前共和国建政之时,建筑学家梁思诚极力主张保护老城,要在西城外重建一座新城。但当时的领导者听信了苏联专家的意见,用革命的思维,拆了旧城墙,毁了老城楼,要在老北京的城池中,建立一个新北京。

  如果当时的执政者对老城用改良的方式,而新城用重建的方式,现在的老北京将是何等的精彩,从明到清,甚至元代的建筑格局,都得以呈现于世界,政府对老城要做的,就是改良其生存质量,从改扩下水道到通煤气,从交通管治与疏理,到古建维修与复原,像对待巨型文物那样精心呵护,视古城为家国文化生命体。由于没有处理好改良与重建的关系,现在的北京城,改良的没有改良成功,重建的没有形成新的风格。

  没有改良与重建的格局,就只有环状发展的方式了,绕着老北京城,从二环发展到三环,再到四环五环六环,无论是对城市人文生态,还是生活交通,都极为不便。一种思维一旦形成定势,并主导了社会建设,造成的后果,就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清理或改变的。

  改良与重建问题引申到当前社会改革,它依然是最为严峻的问题,譬如国企需要改良,而民间社会需要重建,譬如社会信仰需要重建与改良,社会价值观念也需要重建与改良,而农村的城镇化,需要的不仅是土木工程重建,更需要社会组织与管理制度的重建。

  二、属于改良的范畴不能重建,属于重建的领域莫谈改良

  再往前说改良与重建,大清延续了君主封建统治二千多年,是通过君主立宪改良中国,还是通过革命重建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时,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最后,革命跑过了改良,从辛亥革命到共产革命,再到后面的“文化大革命”,改良没有成为中国百年主题,而革命,却成为主题。革命带来了什么呢?革命本是不可持续的,但令人吊诡的是,中国百年革命,却持续进行,一种革命失败了,另一种被命名的新革命开始了。

  盘点一下百年革命,会有惊人的发现,革命培养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或者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培养了革命。

  譬如在信仰领域,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说,艺术或审美教育能代替宗教信仰吗?宗教文化之中有审美教育,还有神圣的道德教育,因为宗教相信有终极的神,所以宗教信仰者将道德与契约精神都神圣化了,人既有仰望,又有道德底线,而这样的宗教情怀,是审美教育无法达到的。当然,宗教精神与信仰并不是蔡元培先生给废弃的,后来的政治活动将政治变成宗教信仰,造成社会或民间信仰生态被破坏。为了重建中国人自由精神与科学民主意识,孔家店被打倒。

  对比一下韩国与日本,儒家思想与宗教信仰并没有被清理,一点没有影响国家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儒家思想,都在一定的改良前提下,融进自己民族文化与道德血液之中。这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孔子的归孔子,凯撒的归凯撒。传统中国社会的高度集权并不是体现在皇权对地方行政管治上,从秦到清,政权的管治并没有下到县府以下,即便是县府,行政人员一般不超过五人编制,地方社会家族与行会高度自治。但国家经济与信仰,国家道德与礼制却高度一体化。

  科举考试,使中国官员具有充分的道德精神,而礼教,也使中国成为有教养的民族,在农业社会形态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保守与教条,使传统中国成为一个没有活力与自由精神的社会,在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勃兴的近现代世界格局中,必然败落。面对这种败落,中国人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而不是从制度层面上甚至价值导向上学习西方,洋务运动因此必然失败。而同期的日本,则在制度层面上重建自己的社会体系,在价值与道德领域改良自己的国家精神。属于改良的范畴不能重建,属于重建的领域莫谈改良。清末的君主立宪,大清政府也曾派员到日本、欧洲考察,甚至制定出一系列立宪法规,一方面想保住帝祚万世一系,大清江山不变色,另一方面又要顺应世界潮流,让社会精英与百姓有参政的空间。可惜,革命突然的冲刺,跑到了终点,大清立宪毁于一旦。大清没有得到“改良”,而革命也没有重建起共和的体制,“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蔡济民《书愤》)

  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得到普遍的宪政启蒙,自由与责任、权力与制约、民主与程序、信仰与契约精神等等,都没有播种到人们心中,特别是精英权贵阶层没有接受普遍的宪政启蒙,革命被说成正义,但民主宪政却没有被普及成常识。所以中下层管理者只能城头变换大王旗,底层民众也只能根据赵家老爷穿什么样的衣服,来看政治天气变化。

  三、制度改革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价最小,而社会重建,主要靠社会

  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改革与重建的问题,而人文领域需要做的,是通过“启蒙”,达成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共识”。

  我们对一句话耳熟能详,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没有看到人重视建设我们的社会。社会主义,最应该建设与改革的是“社会”,社会在国与家之间,国意味着政治与公权,家意味着私有与生活,传统中国最忽略的是社会。中国近三十年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一步步坐大,20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大学考试成功,意味着从私家的人,直接变成了国家的人,没有社会空间可供选择,而今天,除了考上公务员,其他大学生研究生则成为社会其他领域的工作人员。社会在为国家提供就业机会,社会在为国家提供税收,但社会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与发展吗?

  制度改革,主要靠政府,而社会重建,主要靠社会。制度改革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价最小。政府不可能重建社会,中国建政之后,政府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重建一个前共产主义形态的社会,结果呢,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原生态的社会组织被破坏,希望通过政治号召力来改造与改变社会,必然会遭受重创。现在许多地方在重建新农村新城镇,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强制农民进城上楼,以此获得农民大片土地,来发展规模农业。这样的行政强权造成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因为农民离开土地,在城镇没有各种基本保障,而新城镇对农民又没有技术与能力培训及就业指导,如果造成巨大的流民潮,将会造成新的社会动荡与灾难。农民有自己的农会与真正的人大代表,通过渐进的方式,自愿融入城镇,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与适应时间,地方政府不应该强力推行农村城镇化。

  重建与改革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要解除困境,更深层次或制度层面上的社会改革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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