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各项指标显示，政府投资和房地产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增长率而言，基础投资增长近27%，列各类投资榜首，其次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与此同时，社会消费品的零售额增长有所回落，公款采购紧缩导致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长明显回落，提高居民家庭消费能力仍然是改革的重点。
从分行业数据来看，比较能客观反映开工率和制造业景气度的用电量增长率只有2.9%，而钢铁、水泥、焦炭及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增长速度大多接近或超过10%，远高于发电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季度产销率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双双下降，可见产能过剩现象仍在愈演愈烈，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依然艰巨。
由于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速低于预期，全球都在调整对增长的预期。笔者认为，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而言，比增长速度减缓更可怕的是增长结构失衡，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结构、产销率、生产价格指数等各项数据从不同角度验证了同一个事实：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仍然是以水泥钢筋为基础的资源投入型增长，“结构调整”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成效。
结构调整为何如此之难？原因还是在于本位利益驱动的政策博弈。
发改委从去年至今，总共批复了数百个投资项目，大多数是各地政府申报的地铁、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达数万亿元。各地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近三成的主要根源。至于商品房销售额同比超过60%，更是和地方政府供给管理不力的因素直接相关。
其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不足，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从1996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下滑，从73.29%一直降至2011年的58.66%，而同期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则从26.71%上升至41.33%。国富民穷是居民家庭消费能力提高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不足也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
要实现以内需拉动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以下措施不可或缺：
第一，深化财税制度改革，调整税收结构，降低流转税的税率。根据中信的研究报告，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报酬率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32%，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达到45%和60%；与此同时，企业生产税净额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21%，“显著高于美国的7%和日本的4%”。可见，降低企业生产流通环节的税负，提高工资水平，是提高企业活力、增加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措施。
第二，改革预算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让更多的财政资源通过医疗、教育、养老及低收入保障救济等渠道流向民生领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公共消费水平和个人消费倾向。与此同时，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适度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轻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增加他们的消费支出。
第三，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淡化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角色，降低财政预算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比重。政府投资继续增长短期内虽能制造“需求”，但长期来看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并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政策特性而言，财政政策如竹竿，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控性，如何让“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调结构”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稳增长”，是财政政策面对的紧迫问题。
第四，加大资源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机制引导社会的资源配置，促进低效率企业退出，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靠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命令来减少产能过剩，调整产业结构。
